税兵


关键词: 居间合同 双边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 履约过程
内容提要: 与雇佣、承揽、保管、委托、行纪等劳务性契约不同，居间合同规则有两个特殊性：一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二为居间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钟摆式的不对称信息，居间人与委托人在履约过程中均可能出现机会主义倾向，衍生出双边道德风险问题。我国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立法架构，考虑到了如何防止居间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却忽视了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需要在解释论层面予以澄清与解决。


在我国的合同法体系中，居间合同地位卑微。如此断言，不仅是因为居间合同被置于巧种有名合同之末，而且条文最少—《合同法》只用了4个条款就构建起了居间合同的全部规则，可谓惜墨如金。与此同时，作为“不怎么有名”的有名合同，居间合同亦未引起学界起码的关注。据笔者检索，在从1999年至2009年的10年时间里，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以居间合同为主题的论文数为零，学界对居间合同理论研究的漠视可见一斑。[1]但在居间合同几乎被法学研究遗忘的同时，司法实务中有关居间合同纠纷所引发的裁判难题日益显现。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房产、婚姻、就业、工程等中介服务，就大多需要借助于居间合同形式来实现。而在当前二手房市场交易和婚姻中介市场日趋活跃的形势下，居间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生的纠纷逐渐增多，各级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居间合同纠纷已成为司法实务中难以回避的热点问题。
沉寂的学术研究现状与喧嚣的司法实践场景，宛如光影交错的黑白照片，为立法者始料未及。事实上，居间合同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居间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为委托人创造缔约机会，进而取得居间报酬请求权。与此同时，委托人如何利用缔约信息难以被外人察觉，再加上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委托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又被推到信息优势者的地位，信息不对称像跷跷板一样在居间合同当事人中不停摇摆，产生出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自己的行动难以被对方察觉，委托人与居间人均有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获取不正当利益，纠纷由此产生。我国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立法架构，考虑到了如何防止居间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却忽视了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居间服务中频繁出现的“跳单”现象即为适例。信息不对称理论为“重新发现”居间合同勘明了前进的路标。
一、居间合同规则的法律构造
债法理论认为，居间合同是一种劳务性契约之债。“提供劳务本身即为契约之目的者，始属学理所称劳务性契约。”[2]乍一看，居间合同作为一种双务、有偿、不要式的诺成性合同，似乎并没有显著区别于其它劳务性契约的实质特征。[3]但是，如果深人观察就会发现，居间合同规则的法律构造有两个特殊性，其一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其二为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
(一)居间与委任的区分
居间貌似委任，两种法律行为易被混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居间就是一种受托行为。[4]依传统民法理论，居间与委任有显著区别，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居间之内容，限于他人间行为之媒介，而且以有偿为原则，与委任有异。”[5]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24条的立法定义，“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由此可见，居间是一种典型契约，它以信息媒介服务为内容，以塑造缔约机会为目的，以实现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为效果。
实际生活中的居间合同呈现出多样性，居间报酬以佣金、中介费、介绍费、代理费甚至奖金等名目出现，这就为合同性质的认定增添了难度。例如，在“余阿根诉江苏懒江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余阿根与獭江集团签订《委托报酬凭证》约定，余阿根接受懒江集团的委托，为懒江集团钢管厂的联营、租赁或拍卖向外联系、洽谈，促成懒江集团有关钢管厂事宜订立合同成功，懒江集团则向余阿根支付相应的报酬。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不是居间合同，但是余阿根与獭江集团的这种约定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可以认定该合同为居间合同。”[6]在该案中，当事人所签合同名为委托合同，实为提供缔约机会的居间合同，法院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十分正确。事实上，居间与委任的不同，并不仅限于史尚宽先生所归纳的合同内容与合同有偿两个方面。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由此，居间人以自己的名义抑或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服务活动是判断居间合同性质的外在尺度。例如，在“周根广诉田要龙、曹宏武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河南省堰师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在本案中原告是亲自去选猪、过磅、装车的，并非由二被告代为处理。二被告为原告提供养猪户的地址，为原告与养猪户订立买卖合同提供了媒介，并收取原告一定的报酬即中介费，原告为委托人，二被告为居间人，双方之间形成居间合同。”[7]
总之，居间合同与委托合同虽然都归属于劳务性契约，但二者在约定内容、合同目的、履行效果以及对外名义等方面多有差异。不过，由于居间与委任的相似性，在居间合同规则缺乏明文规定时，一些立法例允许准用委任之规定。[8]
(二)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
我国《合同法》第426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在以提供服务或劳务为内容的各类合同中，都规定了当事人的报酬请求权，例如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雇佣合同中的受雇人、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行纪合同中的行纪人，均有请求按合同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与前述请求权一样，都是在完成一定事项后才能行使权利。然而，居间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居间合同虽然为双务合同，但居间人的报告义务是无条件的，而委托人的给付义务则是附条件的。而给付具有双重意义，有时是针对给付行为而言，有时是针对给付效果而言。[9]在居间合同债务关系结构中，居间人给付义务的内容是给付效果(促成缔约)，委托人给付义务的内容主要是居间报酬，该义务的生效以居间人促成缔约为前提，是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关于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的性质，有两种立法例。一种立法例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为停止条件。如《德国民法典》第652条规定：“合同系附停止条件而订立的，仅在条件成就时，才能请求支付居间佣金。[10]另一种立法例则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既包括停止条件，又包括解除条件。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757条规定：“如果契约是附停止条件的，在条件发生时产生报酬权。如果契约是附解除条件的，即使条件没有出现亦享有报酬权。”[11]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的法律性质，但根据文义解释原则，《合同法》第427条将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限定为停止条件。换言之，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效力的发生，须以特定条件的成就为前提。
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合同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居间人可否主张报酬请求权。对此，郑玉波先生持肯定说，认为委托人的给付义务不受影响；[12]邱聪智先生则持否定说，认为“契约虽已订立，但未生效者，居间人仍须待契约生效，始得请求报酬”。[13]此外，如果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合同被撤销或解除，委托人的给付义务是否生效？林诚二先生认为，在此情形下，居间人丧失报酬请求权，依不当得利制度返还。[14]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我国《合同法》第427条所言之“合同成立”系指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成立，与合同效力无关，因此委托人与第三人一旦订立合同完毕，签订了双方主体明确、基本条款齐全的合同，该合同即告成立，此时间点即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生效点。此合同嗣后的效力并不影响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无论合同是附解除条件，抑或被解除、撤销、宣告无效，均不影响居间人主张报酬请求权。如果将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效力与委托人的给付义务牵连起来，对居间人有失公允，因为居间人毕竟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对合同的效力瑕疵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亦持相同见解，例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新近的一起判决中认为：“在无证据证明对于居间人的义务有其他特别约定，且居间人已促成了买卖合同的签订，卖方已实际交货并结汇的情况下，居间人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委托人理应向居间人支付报酬。”[15]同样，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居间合同纠纷案中，委托人以与第三人无法履行所缔结的合同为由，要求居间人返还居间报酬的请求亦未获法院支持。[16]不过，一些法院在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未能履行时，通过自由裁量减少了居间报酬数额。例如，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2010年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委托人与第三人的房屋买卖并未实际成交，且居间人接受委托后未办理好银行按揭贷款手续等客观情况，判令委托人按约定报酬的50%支付居间服务报酬。[17]不管怎样，在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所附条件成就的时间点，应为委托人与第三人合同成立之时，已成各地法院的一致见解。
当然，如果居间人违背诚信原则，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无法履行系由居间人的欺诈行为造成，委托人可以援引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认为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不成就，主张居间报酬回复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权)；同时，委托人亦可依据《合同法》第425条第2款向居间人主张损害赔偿。
(三)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
居间人报酬请求权如何实现是居间合同的核心问题。实践中，居间合同纠纷的诉争焦点往往围绕着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展开。由于委托人给付义务具有附条件性，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生效需要两个法律事实的结合，即“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加上“委托人与第三人缔约”。从居间人的角度来观察，前者取决于居间人自身的行为，是内在要素；后者取决于委托人的缔约意愿，是外在要素。
在此不妨把居间合同与与其他劳务性契约作个比较。在雇佣合同情形下，受雇人所负担的义务系提供劳务活动，是否因此使雇主事实上获有财产利益，在所不问；[18]在加工承揽合同情形下，承揽人负有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的义务；[19]在保管合MR -清形下，保管人负有保管和返还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的义务；[20]在委托合同情形下，受托人的义务体现为处理委托人事务；[21]在行纪合同情形下，行纪人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服务。[22]对所有这些劳务性契约而言，有一个共同特征—报酬请求权的生效均只须具备内在要素，无须外在要素的考量。
外在因素的介人使得居间人的合同利益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居间合同进而具有类似于射幸合同的特征。射幸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包含不确定给付内容的风险性协议，该不确定的给付内容仅取决于合同约定的偶然事件是否发生。[23]不过，居间合同与射幸合同仍有本质的不同。保险、彩票等射幸合同是当事人创设的风险分配机制，合同的法律效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合同当事人支付对价后获取的只是一个机会或概率。[24]反观居间合同，委托人的给付义务固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当事人缔约的目的不是追求一个机会或概率，合同的法律效果不具有偶然性。只有在委托人实现缔约机会后，居间人方可主张报酬请求权，这并非是刻意制造给付内容的不确定性，其法律意义在于由居间人承担不能实现给付效果的合同风险。
至此，居间合同的特殊性清楚浮现：与雇佣、承揽、保管、委托、行纪等劳务性契约不同，居间合同给付效果实现的关键性因素是委托人的缔约意愿，这本不在居间人的工作范畴之内，却要由居间人承担不能达成给付效果的风险。不难设想，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后，委托人最初的缔约意愿可能已经改变，或者委托人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停止条件不能成就，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就由此产生。
二、履约过程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双边道德风险”(Double Moral Hazard)是信息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在现实交易过程中，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有各自的信息优势、劣势，双方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对方的所有行为，而信息的变化更为交易方增添了道德风险的契机，双方行为的理性选择是偏离帕累托最优的水平。”[2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发现，[26]风险投资、特许经营、薪酬奖励、服务外包等合同中存在着大量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27]但到目前为止，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尚未有涉及居间合同中双边道德风险的研究文献出现。事实上，居间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并且往往成为合同诉争的根源。鉴于此，在合同法框架内讨论居间合同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对于重新审视居间合同的法律特性，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个前提性判断是，如果我们以时间为序，可以观察到在居间合同履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前，委托人正是苦于难觅缔约机会而签订居间合同，居间人处于信息优势者地位；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后，委托人与第三人能否订立合同成为居间人实现报酬请求权的法定条件，但合同成立与否最终取决于委托人意愿，而且委托人并没有就缔约过程的报告义务，此时居间人当然处于信息弱势者的地位。换言之，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后，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体现为机会主义倾向：一方面要追求与第三人的合同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逃避对居间人的报酬给付义务。由于钟摆式的不对称信息，居间人与委托人在履约过程中均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
(一)居间人的道德风险
在居间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居间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体现为违反忠实义务，欺诈委托人进而不当获取居间报酬。《合同法》第425条第2款规定：“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居间人的欺诈行为包括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两种类型。居间人故意告知委托人虚假信息，诱使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从而不当获取居间报酬，即构成积极行为的欺诈。例如，房屋中介机构故意提供虚假房源信息，导致购房人受损。[28]在一起案件中，居间人明知委托人租房的目的在于开展餐饮经营，却未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房屋不能用于经营的事实，法院认定其构成欺诈。[29]而消极行为的欺诈，在司法实践中的最常见情形是居间人故意隐瞒与缔约有关的重要信息。例如，在另一起案件中，委托人系香港居民，所购买的房屋类型为办公楼，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居间人作为一家运营多年的专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未能就如此重大信息对委托人进行提示，导致委托人买房的目的不能实现，法院最终认定居间人未能履行告知义务。[30]此外，居间人如果故意隐瞒自己不具有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的情况，却仍与委托人签订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法院也判定其构成消极行为的欺诈。[31]
到底隐瞒哪些事实，可以认定居间人构成欺诈？学界与实务界暂无明确的观点。沉默究竟在何种情形下会构成欺诈，曾被《德国民法典》起草者认为是立法者不能提供答案的问题。“所有的法院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存在告知对方对谈判有重要意义的信息的义务。通常的法律规定在此领域无能为力。”[32]一般而言，告知义务的有无与范围应参酌交易习惯，就个案依具体情势作出判断，不应一概而论。就居间人的告知义务而言，如果居间人隐瞒的信息是委托人难以知悉的，而且直接影响到委托人与第三人的缔约选择，就构成消极行为的欺诈。譬如，如果委托人明知自己不符合办理按揭贷款的条件，却以居间人未予提示为由，认为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该项诉请将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33]在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委托人“与居间人介绍而来的承运人达成运输合同协议之时，其对承运人的品性、服务质量等方面是不得而知的，在此情形下，其只能依靠居间人的服务作初步的甄别判断。”[34]居间人对承运人信息的隐瞒，即违反了告知义务。
还应明确的是，判定居间人构成欺诈，须以居间人存在欺诈的故意为前提。如果由于居间人的过失，未能获悉某重要的缔约信息，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例如，居间人为货运信息公司，其只能依据货运人所提供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材料等审查货运人身份，其无须也不可能对货运人身份的真实性尽到核实无误的责任。因此，法院判决认为，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居间人明知货运人身份有假，且又故意隐瞒这一重要事实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给委托人，居间人即不构成欺诈。[35]这一判决是十分正确的，居间人无论作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欺诈行为，均属道德风险问题，须以主观状态具有可非难性为前提。
(二)委托人的道德风险
在合同法范畴内，诚实信用原则与违约责任制度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基本工具。不管是有名合同还是无名合同，合同当事人一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将承担违约责任。作为强制性规范，诚实信用原则将道德诉求外化为法律规则，俨然为制止道德风险行为的防火墙，以至于被奉为合同法中的帝王条款。例如，保险合同是道德风险问题的“重灾区”，最大诚信原则也就成为规制保险欺诈的利器。不过，在解决居间合同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时，以往无坚不摧的诚实信用原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条件性，将会成为助长委托人机会主义倾向、减弱诚实信用原则功效的催化剂，而这正是居间合同最大的特殊性。
在实际生活中，居间合同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极为复杂。首先，一个缔约行为能否成立，往往取决于多重因素，居间人的努力、委托人的意愿、第三人的对价都是决定合同能否成立的要素；其次，缔约过程的参加者有时人数众多，各自的作用难以明晰，而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是以居间行为的原因力为裁量标准，难以量化；最后，依照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款以及商业惯例，委托人不向居间人承担缔约谈判过程的报告义务，可能引发居间人与委托人的相互猜疑，尤其容易导致委托人滥用信息优势者地位。委托人在居间服务活动中频繁发生的“跳单”现象，最能凸显其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跳单”条款效力的裁判立场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中介市场的快速发展，以房屋租赁或买卖为内容的居间合同得到广泛运用，而居间服务活动中委托人的频繁“跳单”现象成为一个争议颇大的法律问题。所谓“跳单”，又称“跳中介”，是指委托人与房产中介机构订立居间合同后私下与居间人介绍的买方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或另行委托他人提供居间买卖服务，作为居间人的中介公司以此为由要求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此类纠纷引发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其一，客户与中介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求购协议书》是否为居间合同？其二，合同中约定禁止委托人“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其三，多家中介机构参与交易但只是一家成交，未成交中介能否以委托人“跳单”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36]这三个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居间合同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对此存在四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居间合同中如果有禁止“跳单”的条款，则委托人无其他选择，只能委托该中介机构为居间人。但是大多数房地产中介机构所签的居间合同为格式合同，其中包含的禁止“跳单”条款由于加重了委托人责任，排除了委托人的主要权利，因此根据《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该禁止“跳单”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37]
第二种观点认为，居间合同如果没有违反《合同法》第52条有关合同无效情形的事项，就应认定为有效。[38]因此，禁止“跳单”条款作为违约责任条款，应受法院保护。在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姚某与黄某分别与某中介公司签订《看房确认书》，约定自委托期限内或其届满后6个月内，若与中介商介绍的买方成交，或利用中介商提供的信息、条件和机会与第三方成交，委托方应按照委托总价1%的比例支付其报酬。其后，姚某与黄某绕开中介公司私下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中介公司发现后诉至法院，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姚某与黄某分别以委托总价的1%向中介公司支付违约金。[39]
第三种观点认为，委托人避开中介机构，直接与对方当事人接触、磋商并订立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系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了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收取报酬的条件的成就，应准用《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视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收取报酬的条件已经成就。”[40]一些地方规章采纳了这种观点，例如《本溪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第25条就明确规定：“已签订中介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交易双方为逃避中介服务费私下签订购房协议的，一经发现必须向提供该信息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交纳中介服务费。”
第四种观点认为，禁止“跳单”条款是关于客户跳开中介公司的违约责任条款，是指中介公司履行带看房的报告义务后，委托人恶意逃避佣金支付行为的应当支付相当于佣金的违约金；并不是指中介公司只要参与交易，无论成交与否，均可获取佣金。[41]因此，委托人如果没有逃避佣金的恶意，即使绕开居间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也不构成违约。
笔者认为，在探讨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时，首先应分析在居间服务活动中为何会频繁出现委托人的“跳单”现象。如前所述，委托人绕开居间人的频繁“跳单”行为源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后，容易诱导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既要获取合同利益，又要逃避给付义务。居间人所拟定的相关条款，其实是合同当事人借助意思自治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行为，并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及第53条的规定，不存在《合同法》第40条的适用问题，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难以成立。
上述第二种观点同样有不恰当之处。“跳单”条款不能被认定为无效条款，但有可能依据《合同法》第54条因显失公平而被变更或撤销。居间人以居间报酬为标准要求委托人支付违约金，不仅需要委托人的违约行为成立，而且违约金数额要以实际损失为基础。[42]中介机构的实际损失，自然是其主张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应有份额。假设买房人A在与B中介公司签订了含有禁止“跳单”条款的居间合同后，又与C中介公司签订了另一份居间合同，最终通过C的牵线搭桥与卖房人D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A的“跳单”行为固然造成对B的违约，但B并没有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毕竟最终成交是由C搭桥)，违约金就不能根据佣金来计算，其只能依据《合同法》第427条享有必要费用的返还请求权。
上述第三种观点的不足之处与第二种观点基本相同。依其主张，委托人一旦出现绕开中介的“跳单”行为，则构成条件成就的拟制，居间人报酬请求权转换为违约责任请求权，显然有失公允。条件成就或不成就的拟制，是公平原则的产物。依照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就拟制的主观要件而言，阻止条件成就或不成就的人，须为因条件成就或不成就而受益的人。主张上述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合同法规则，即居间合同的委托人并无与第三人的缔约义务。顾名思义，所谓“恶意阻止条件成就”只能是指委托人本可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却偏不签订，从而导致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不成就。问题在于，委托人自始至终均有缔约权，享有完全的合同自由，不因居间人的信息媒介行为而改变。因此，委托人“恶意不签订合同”的表述在法理上根本不能成立，《合同法》第45条第2款关于条件拟制的规定在居间合同范畴内没有适用余地。
相比而言，上述第四种观点更为可取，它注意到了违约金与佣金的区分，佣金只是违约金的判断标准，没有将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与违约金支付请求权两种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但是，笔者并不赞同上述第四种观点中关于违约行为认定的意见。合同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无涉，委托人不管有无恶意逃避佣金的主观状态，只要委托人有“跳单”行为，绕开居间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即属违约。
在司法实践中，“跳单”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类型化为以下几种情形：(1)委托人与第三人私下缔约，该缔约机会系由居间人促成；(2)委托人与第三人私下缔约，该缔约机会不是由居间人促成；(3)委托人另行与他人签订居间协议，又经他人促成了缔约；(4)委托人另行与他人签订居间协议，但未促成缔约。其中，情形(1)中的居间人依据《合同法》第426条享有报酬请求权；情形(2)，(3)，(4)中的居间人依据《合同法》第427条享有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如必要费用不能填补实际损失额的，可以按照实际损失额主张违约金支付请求权。
四、结语
在理论上，任何类型的合同都具有不完备性，衍生出普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自然成为合同法的重要功能。我国《合同法》分则中关于居间合同规则的立法设计暗含着一个理论预设，即居间合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纯粹源于居间人滥用居间身份、不当履行居间事务。譬如，《合同法》第425条有关居间人告知义务规则、第426条规定的居间报酬酌减规则，第427条规定的居间报酬附条件规则，均围绕着居间人的败德行为而展开，一个奸猾耍赖的居间人形象不禁跃然纸上。
然而，居间合同的道德风险是双向的，委托人并无与第三人的缔约义务，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始终被置于不确定的状态，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毫不亚于居间人，现实生活中频发的委托人“跳单”现象即为明证。因此，为减弱双边道德风险，应尽可能维持禁止“跳单”条款的合同效力，最大限度地实现诚信原则。此外，为平衡居间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对我国《合同法》第425条予以目的性扩张解释，让委托人在拒绝缔约时负担必要的告知义务，在法律上减弱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冲动。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州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湖政办发〔2005〕3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湖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五年三月八日

湖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州市深化完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浙委办［２００５］７号），湖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湖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挂湖州市物价局、湖州市经济协作办公室牌子，为市政府工作部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负责研究提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统筹协调、总量平衡、结构调整，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调控部门，并主管价格和区域合作交流工作。
一、职能调整
（一）划入的职责
原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二）增加的职责
1．负责全市能源发展和改革工作；
2．负责全市开发区、园区的发展规划和综合平衡工作；
3．研究制订全市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的有关政策与措施建议，并组织实施；
4．负责全市接轨上海的工作；
5．负责全市企业上市工作；
6．负责全市重大项目稽查工作。
（三）划出的职能
制定并实施信息化工作的地方性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全市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建设年度计划；组织实施全市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协调解决信息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理和指导全市信息产业及通信、有线、无线等行业，协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协调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资源共享工作。推进全市软件产业发展；组织软件企业资质认定及年审工作，监督软件产品的评测和登记；对全市信息系统集成单位的资质认证进行初审。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提出和实施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负责规划体制改革?熏建立发展规划体系；负责规划、计划的制定和组织审核、评估调整等综合管理工作；组织编制和审核、审批区域规划、重点专项规划；衔接平衡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提出总量平衡、发展速度和结构调整的调控目标及调控措施；提出国民经济发展和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政策，引导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综合分析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对经济运行进行预测、预警；研究提出全市运用财税、金融、投资和价格等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政策建议。
（三）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市实际，研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意见；组织综合性改革试点；负责前瞻性、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课题研究；研究制订并指导和组织实施投融资、计划、价格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提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创新的政策措施；参与制定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政策；指导和协调全市招投标工作；组织综合性经济政策的起草、审核和协调工作。
（四）研究提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规划重大项目的布局；负责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综合管理；提出市财政性建设资金规模和投向，并纳入投资计划管理，协调引导其他投资资金的投向；负责安排限额以内及市直单位的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或行政许可）和上报各类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参与国有基础设施资产权益转让项目的管理；加强和改进对各类民间投资的宏观调控，牵头建立空间布局规划、资源许可利用、行业准入标准等。根据分工承担使用国内、国外资金（不含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设备免税确认手续的申报及政策协调工作。
（五）负责全市基本建设综合管理；编制市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市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项目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市工程咨询业的管理；负责全市铁路建设工作；组织和管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
（六）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我市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计划，许可和上报外商投资、外债和境外投资项目；承担全口径外债的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和监测工作。负责安排和上报重大外资项目、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国际商业贷款项目和重大境外投资项目。
（七）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价格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贯彻实施上级价格部门下达的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方案；负责市场价格的监测、监审和价格总水平运行趋势的预测、预警工作；负责全市价格综合平衡；具体实施价格异常波动紧急预案。
（八）负责对全市范围内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管理，审核、制定、调整价格管理权限内的商品和服务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规范和引导经营者定价行为；负责对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审核、上报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制定、调整省权限部门委托管理的收费标准；组织实施收费许可证制度和收费验审制度。
（九）组织实施全市价格、收费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各类价格、收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受理价格投诉、举报；指导社会价格监督组织开展价格监督活动；组织实施商品和服务明码标价制度；指导市场组织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制度。
（十）负责全市工农业商品、公用事业的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及收费项目成本的调查分析；负责监督、管理和指导全市涉案物品价格鉴证工作，组织全市涉案标的物价格评估、价格鉴证、认证、咨询和仲裁，以及拍卖公物的底价认证和财物拍卖等价格事务工作。
（十一）综合管理全市第三产业。研究提出全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建议，协调流通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负责全市重要农产品进出口的计划管理；研究指导全市市场流通设施建设规划和总体布局；负责制定全市成品油市场及加油站发展规划，审批有关建设项目；负责重要经济资源的调控和储备管理；负责全市资源综合利用管理工作。
（十二）研究提出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政策建议；负责安排审批（或行政许可）及申报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工程、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基地和林业、水利等生态建设项目；负责全市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和农业区划工作；负责编制全市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参与全市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十三）研究提出全市主要产业门类的调控目标、发展战略及政策建议，指导和促进工业及高技术产业发展，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负责安排交通、能源、工业、高技术产业建设项目；负责全市开发区、园区的发展规划和综合平衡；组织编制全市产业空间布局和发展规划；制订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组织推动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实施。
（十四）负责全市人口、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及国防建设与全市国民经济计划、规划的衔接平衡；研究提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政策建议；协调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十五）贯彻实施国家、省有关信息化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总体规划及法律法规，研究制订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负责全市重大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审核、审批（或行政许可）工作。
（十六）负责协调全市区域合作与交流工作，研究提出全市合作交流工作计划、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制定实施推进我市接轨上海、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山海协作和参与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衔接、协调本市与市外政府间的合作交流事项，负责市外政府驻湖办事机构的管理工作；负责对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交流。
（十七）负责全市企业上市工作，承担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编制上报全市企业债券的发行计划，负责企业发行债券的审核和监督实施工作；参与重大建设项目的融资、资金平衡工作，参与编制财政收支计划。
（十八）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14个职能处室：
（一）办公室（法规处）
协助委领导处理、协调机关日常政务；负责建立健全委机关各项规章制度，组织实施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负责文秘、督查、政务信息、保密、档案、信访、保卫、电子政务、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工作。负责机关及下属单位的组织人事、机构编制和宣传等工作；负责委机关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工作；协助委领导抓好委属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队伍建设；负责委机关纪检、监察等日常事务工作。
研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负责重要政策、文件和报告的起草；负责对外信息发布；跟踪分析经济运行、体制改革中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对有关重大经济政策的实施进行评估；组织委内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参与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组织本系统的调查研究、重大课题研究工作；负责法规工作，并对县区同系统的法规工作进行指导；负责行政执法、行政复议、法制监督、起诉应诉和普法工作。
（二）国民经济综合处（财政金融处、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
研究提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协调和平衡各项专项计划；负责对全市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监测预测，提出经济形势分析报告；监测分析价格总水平变化趋势，提出价格形势分析报告；研究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价格等有关政策建议；组织申报企业债券发行计划并监督管理企业发债资金使用情况；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机构的审核工作；协调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有关工作。承担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三）发展规划处（总规划师室）
研究拟订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生产力布局规划；负责各类规划的立项、衔接、评估和调整等综合管理工作；指导部门和县（区）中长期规划编制工作；负责审核、审批区域规划、专项规划；负责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的衔接?鸦研究提出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政策；参与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四）综合体制改革处
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全局性、综合性重大问题；负责研究宏观经济调节中体制改革问题，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财政、税收、价格改革、金融市场培育发展、投融资体制、收入分配、就业政策、劳动保障等体制改革对策建议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研究拟订计划、投融资、流通、电力、交通等体制改革方案；研究对外开放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体制政策问题；研究城乡和社会体制的改革；研究开发区、园区体制的改革。负责编撰《湖州年鉴》。
（五）固定资产投资综合处（国外资金利用处、市重大项目前期办公室）
研究提出全市中长期和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提出全市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的中长期规划、投资前期工作计划和年度投资计划；负责投资运行情况的分析和监测；负责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综合管理，提出市财政性固定资产的规模和投向，编制市级财政性资金的投资计划；负责重大项目的布局和前期工作，负责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政法、交通等项目的审批和核准上报；会同有关部门上报经济适用房建设投资指导性计划；审批（或行政许可）、审核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或行政许可）限额以内基本建设（除重点工程）的设计方案、初步设计；参与投资体制改革工作，负责全市企业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和核准制的综合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工程咨询业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全市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计划，承担全口径外资的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和监测工作；负责外商投资项目、境外投资项目、国外贷款项目的核准和上报。负责国家限额以下外商、国内投资、国外贷款基建项目进口免税确认申报工作；参与国有基础设施资产权益对外商转让的管理；组织国际经济交流活动。承担市重大项目前期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六）基本建设管理处（能源处、市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办公室）
综合管理全市基本建设，研究提出有关政策和改革措施；会同有关部门修订、审查工程定额和费用，审定颁发建筑、安装工程预算价格、收费标准和建设指标参数；组织指导电力、天然气、成品油、煤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专项规划的编制；申报、审批、审核（或行政许可）火电、水电、核电等能源、电网建设项目；负责热电规划及热电联产项目的申报、审核。
监督重大建设项目实施中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情况，研究提出市重大项目稽察工作的政策建议；对国家、省、市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工程质量、工程进度等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检查重大建设项目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建设项目的其他有关资料，监督其资金使用、概算控制的真实性、合法性；对稽察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提出相关措施和稽察建议，并对被稽察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承担市天然气利用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七）重点建设办公室（市重点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提出市重点建设项目和年度实施计划，并负责检查、监督、指导和协调工作；编制市重点工程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年度计划并参与相关管理工作；负责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总体设计、设计方案和初步设计审批；指导和协调重点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负责市重点建设项目工期考核和竣工验收、后评价工作；负责重点工程的工程监理管理和监督。负责全市铁路建设有关工作。
（八）农村经济发展处
衔接平衡农村经济相关产业、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审批（或行政许可）、申报农业、水利、林业、气象等建设项目；安排政府性投资的农业基地建设、林业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工程建设等重大项目；参与农业发展基金、农业创新资金的计划管理和合理配置；指导和协调农业资源区划工作，负责全市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九）产业发展处（高技术产业处、信息产业规划处、市开发区（园区）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提出工业各行业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提出各相关产业总量平衡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政策建议，衔接平衡行业规划和政策，拟定相关产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负责规划重大工业项目布局，指导监督政策性贷款的使用方向；负责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或行政许可）、申报工作；参与企业创新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等的计划管理和合理配置；组织对提高国民经济素质起促进和带动作用的重大产业化前期关键技术、成套装备的研制开发、产业升级和产业化示范工程；安排高技术产业的重大项目；参与组织协调市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管理工作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信息化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参与研究制定信息化工作的地方性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全市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并对规划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引导、扶持信息产业的发展，推进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软件业和通信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指导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组织对全市信息化重大项目的立项、审核及申报工作。
承担市开发区（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十）经贸流通处（市资源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第三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现代物流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对全市第三产业发展的组织、规划、协调、管理工作；研究提出第三产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组织实施重要商品国家储备设施建设规划；研究提出我市成品油（含燃料油）、化肥、农药等重要商品的供需总量平衡和计划管理，负责全市重要农产品进出口的计划管理；研究指导市场流通设施的总体规划和布局，审批（或行政许可）和申报市场流通设施建设项目；制定全市成品油市场发展规划，审批（或行政许可）和申报成品油仓储设施及加油站（点）建设项目；审批（或行政许可）和申报现代物流项目；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指导性年度计划；负责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研究提出现代物流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实施。承担市物流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十一）社会发展处
研究社会发展战略，协调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市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审批（或行政许可）和申报社会发展事业建设项目，争取社会发展专项资金；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市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编报全市高校招生计划，制定市属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计划，指导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市属高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布局调整工作；研究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
（十二）区域合作处（市对口帮扶四川省贫困地区暨对口支援三峡工程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接轨上海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服务“上海世博”工作办公室）
研究拟订我市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山海协作工程”及其他区域合作工作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区域合作情况的调查研究和信息综合，服务市场主体开展区域合作和交流；负责全市合作交流系统的业务指导。
研究拟订我市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合作交流的规划和政策；负责对接轨上海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调研；负责与长三角各城市间的协调沟通；负责组织协调全市性的重大接轨上海活动，指导、督查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区开展接轨上海工作；负责我市参与、服务上海世博会的工作联系。
（十三）商品和服务价格管理处
贯彻实施上级价格部门下达的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方案；负责全市商品和经营性服务价格管理，拟定和调整审批权限内的商品和经营性服务价格，以及随价格收取的费用标准；指导市场价格的监测、价格总水平运行趋势的预测、预警工作；提出有关价格干预措施的建议。组织市本级并指导各县、区建立健全价格调节基金和风险基金制度及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实施商品和服务价格监审制度；指导有关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成本调查；指导有关商品和经营性服务行业组织的价格自律工作；协调商品和服务价格争议。
（十四）收费监督管理处
贯彻实施上级价格部门下达的收费改革和收费标准调整方案；负责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公益性服务收费管理；根据上级价格部门授权，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和调整收费标准；组织实施收费许可证制度和定期验审制度；指导有关收费的成本、费用调查；参与清理整顿乱收费工作；协调全市收费争议。
四、人员编制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编制42名（含物价专项编制14名、工勤人员编制6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6名，科级领导职数2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