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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度在中国的侨民和非印度籍公民结婚是否被承认及夫妇一方遗弃他方是否即被认为离婚等问题的函

时间:2024-07-08 23:36:0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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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度在中国的侨民和非印度籍公民结婚是否被承认及夫妇一方遗弃他方是否即被认为离婚等问题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度在中国的侨民和非印度籍公民结婚是否被承认及夫妇一方遗弃他方是否即被认为离婚等问题的函

195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第一亚洲司:
你部发一亚字第55/01770号函收悉。
关于印度驻华大使馆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印度在中国的侨民与非印度籍公民结婚,哪种是被承认的?二、夫妇一方遗弃他方,是否即被认为离婚,被遗弃的一方与第三人生养子女是否合法?我们意见:……关于夫妇一方遗弃他方,并与之断绝联系,依我国婚姻法不能认为当然已离婚,应依法办理离婚登记,或经法院的判决,才算离婚(请参考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及“婚姻登记办法”第五条)。被遗弃的一方,在未依法办妥离婚手续之前与第三人生养子女,这种关系,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所生的子女受法律的保护,他们享受和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婚姻法第十五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颁布,1994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未作大的修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该法也需要与时俱进。笔者选择十个问题就该法修改专家论证情况作些介绍。

一、要不要规定消费者的反悔权

反悔权,也叫作冷静期制度,是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法律给予消费者一个期间,消费者如果在这个期间反悔,可以无条件退货,商家必须接受消费者的反悔,解除买卖合同。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论证过程中,很多专家都提出应当增加规定反悔权,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个修法建议受到较多经营者的反对,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机动车销售商的反对。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反悔权违反契约信守原则,在我国目前诚信秩序差的情况下,增加反悔权会更加助长不诚实守信的歪风,加重诚信危机。

在争论中,主张规定反悔权的观点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最后比较统一的意见是: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规定反悔权;第二,反悔权的适用范围,是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销售商品的交易活动,在这些交易中,消费者得到的商品信息不完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措施不完备,消费者享有反悔权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三,冷静期的期间以七天比较适宜,在七天之内,消费者可以提出退货;第四,即使如此,也应当有例外,例如鲜活水产、食品等不宜退货的物品,即使为远程销售,也不受反悔权的保护。

二、怎样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论证过程中,专家学者对惩罚性赔偿责任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制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中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针对借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进行“职业打假”现象的质疑,认为其副作用是瑕不掩瑜,不能因此而否认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重要功能,认为应当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规定更为完善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主要内容是:

第一,商品欺诈或者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由原来的双倍赔偿提高为增加两倍的赔偿,加上返还的价款,就是三倍。这样的打假力度,应当是更为充分的。

第二,对产品欺诈或者服务欺诈达不到上述惩罚性赔偿数额标准的情形,规定最低标准,具体标准比较倾向于1000元,这样有利于调动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第三,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和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在适用范围上过于狭窄,在计算方法上,前者十倍价金过低,后者没有规定具体计算方法,都不适当。针对这个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专家论证稿采纳的方法是,首先扩大适用范围,凡是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具体计算标准和方法,为受害人所受损失三倍以下,而不是以价金为标准。

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足以震慑和遏制消费领域的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条件

在消费领域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护消费者的人身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此有肯定性的规定,但不够明确,甚至存在误差,致使对保护人格权益造成障碍。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第43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存在的问题是,侮辱、诽谤、搜查、侵害人身自由,不一定都构成侵害人格尊严,而侵害人格尊严的范围远远宽于前述四种行为,但第43条确定责任的条文又规定须违反第25条,又侵害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的,才可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没有上述四种行为,但确实侵害了人格尊严,就不能取得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立法冲突,在司法实践的应用上存在障碍,是应该纠正的。

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有侮辱诽谤、搜查身体、限制人身自由,造成人身损害等侵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经营者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四、对消费者信息提供完善的保护

随着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也受到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论证工作专家的特别重视。事实上,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特别是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相当薄弱,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情形比比皆是,垃圾短信、垃圾邮件、垃圾信件充斥消费领域,令消费者不胜其烦,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加强信息保护,是本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论证工作关注的重点。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信息保护应作如下规定: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得到保护的权利,即信息权。第二,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且经过被收集者的同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同时做到规则公开。第三,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搜集消费者的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篡改、毁损,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并且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受到损害。第四,经营者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必须经过消费者的同意或者请求,未经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或者个人电子信箱发送。第五,违反者构成骚扰,应当依照侵害消费者人格权益的规定,追究其侵权责任。

五、对购买的大型物品瑕疵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保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2条已经有较好的规定。在专家稿论证过程中,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增加以下两个规定:

第一,经营者提供大宗商品,例如机动车、微型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等,以及建筑物的装饰装修等服务,质量出现瑕疵的,由于技术性和专业性的限制,消费者往往不易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应当规定自消费者接受大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出现瑕疵,发生纠纷的,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经营者承担相关举证责任,使消费者的权益更容易得到保护。

第二,对于经营者提供一般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双方约定,当然可以退货或者承担更换、修理等责任。如果没有规定或者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如果在七日后发现的,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即使不符合解除条件的,也可以请求经营者承担更换或者修理等责任。同时,退货、更换、修理的费用,由经营者负担。

六、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说明义务

关于格式条款,经营者除了应当遵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外,还应当特别强调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明确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应当以明显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风险提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利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同时,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的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存在上述内容的,一律无效。

七、交易平台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且慢为“选审制”叫好
杨涛

7月27日《北京晨报》报道,日前,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推出“选审制”,来该院申请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可自行选择办案人员,信任哪个检察官就挑哪个。作为第一个自选检察官的申诉人,北京某公司的负责人刘先生评价说,他感觉“就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
有学者为“选审制”的出台欢心鼓舞,认为“选审制”从积极意义上使申诉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以自己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自己期待中的正义,是对回避制度的超越。“选审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在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新的制度保证。
   笔者丝毫不怀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动机。但是,一项制度的出台却不是简单的拍脑袋的事情,司法制度的合理存在要看其能否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笔者对“选审制”并不抱乐观的态度,“选审制”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损害司法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实体公正令人怀疑。
现代司法理念认为,司法官的司法中立是程序正义题中应有之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也要求检察官在司法中不偏不倚,因为,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司法公正,是要为纠纷的双方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检察官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其与申诉人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非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仅对其患者负责,也非在超市选货一样以顾客满意高于一切。而在“选审制”下,这种中立可能失衡,被选中的检察官完全有可能为报答“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一方当事人服务,为保护自己荣誉而战,这就有悖于司法中立,并且不能确保司法公正。即使被选中的检察官公正执法,但在检察权行使的程序中并无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作屏障,而申诉总是可能对一方不利,甚至双方都不利,如对选择方不利,先前的满意也可能化成怨言,这也与我们设立该制度为使申诉人满意的初衷相距甚远。
其次,“选审制”违反司法中平等参与精神。要达到司法公正,在程序上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权利至关重要。在我国,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虽同属司法机关,但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在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办案模式上并不同于法院在审判中主要实行的合议制,而是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主诉检察官一人负责对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把关,重大事项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民事行政案件检察中,如果申诉一方选择了主诉检察官,申诉人行使了选择权,感到满意。然而,如果被申诉人认为申诉人选择的主诉检察官水平不高或存在其他问题但又无法定回避理由,而此时其已无选择机会,只能听任该检察官办案,后果是由于剥夺了其选择权,必然使其感到程序不公,进而对案件的实体结果产生怀疑。
诚然,在仲裁制度中有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规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也有当事人挑选陪审员的传统。但是,仲裁机构是民间组织,其解决纠纷是当事人自愿提交,与司法机关公权性质是截然不同。而且,仲裁和陪审制中,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的运用可以确保仲裁员和陪审员不受挑选他们的当事人左右,无须考虑所谓“知遇之恩”,与我们讲的检察机关的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支撑的“选审制”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仲裁制度还是陪审制都确保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的参与机会和选择权,双方在对等情形下单独选择或共同商定仲裁员、陪审员,这种平等机会和权利有助于消弥任何一方的不满。“选审制”与 回避制度在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上也没有共同之处,“选审制”决非论者所言是对原有的回避制度的超越。因为,回避制度下,当事人可排除潜在的不公因素,然而司法官却无须考虑为荣誉而战,而且回避制度在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平等机会和权利上也与“选审制”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要说的但不是不重要的是“选审制”可能潜在地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定分止争的功能需要其具有至上的权威,否则,司法就无终极性可言,社会的纠纷永无宁日。而司法的权威要建立在对司法官的高度尊重与信任之上,一个可以任于他人评头品足、挑三拣四的司法官员自身不会有职业的荣耀感,他人也不会给予其高度尊重与信任,司法机关的权威无从树立。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官员具有职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一个司法官员没有重大违法,是不可能因为当事人是否满意而淘汰或免职,“选审制”发挥的优胜劣汰的效果是不能对司法官员适用的。当然,基于当前我国司法官员的现况,“选审制”的实行的确能使部份素质较低的司法官员知耻而后进,有助于改善司法队伍状况。但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本身进口关不严、独立性不强,并且这种改善是以损害司法队伍整体形象为代价,使原本地位不高的司法机关更加边缘化,得不偿失。毕竟,司法官员素质提高主要靠严把进口关、加强司法行业自律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来实现。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下当事人有挑选陪审员的传统,却无选择法官的权利,这也是铁的事实。尤其是在德国,为汲取纳粹时期任意任命法官为其独裁服务的教训,确定了“法定法官”的原则,无论任何法律纠纷都应按法定的原则选定主审法官,院长及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由谁主审。防止权贵以当事人身份出现,利用“选审制” 干涉司法,在当今中国司法并不完全独立的情形下,具有现实意义,同样是主张“选审制”的学者不能回避的事实。
总之,要在为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及维护司法的权威前提下,重新审慎地思考在检察机关推行的“选审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