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突尼斯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国 突尼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突尼斯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突尼斯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着促进和加强两国关系、特别是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
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协助的内容和范围
一、缔约双方应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在涉及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构成应予惩处的犯罪的行为的刑事程序方面相互提供司法协助。
二、为适用本条第一款的目的，在确定某项行为根据缔约双方法律是否均构成犯罪时，不应考虑双方是否把构成该犯罪的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或使用同一罪名，以及双方在确定犯罪基本要素方面的差别。
三、司法协助应包括：
（一）送达刑事诉讼文书；
（二）获取证人或其他人员的证言或陈述；
（三）提供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文件、记录和物品；
（四）提供鉴定结论；
（五）为人员在请求方境内到场作证或协助调查提供便利；
（六）查找或辩认人员；
（七）执行搜查、冻结和扣押的请求；
（八）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其他形式的协助。
四、本条约不适用于引渡。在拒绝引渡的情况下也可提供司法协助。
五、本条约不适用于执行羁押决定或刑事判决。
六、在对涉及税收、海关和外汇交易的犯罪进行追诉时，经双方逐一商定可提供司法协助。
第二条 司法协助的拒绝
一、被请求方如果认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可拒绝提供司法协助：
（一）请求涉及的犯罪为政治犯罪或纯粹的军事犯罪；
（二）执行请求有损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基本利益；
（三）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请求司法协助的目的是基于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见解而对该人提起刑事诉讼，或者该人的境况可能因上述任何原因而受到损害。
二、在拒绝司法协助请求前，被请求方应考虑是否可以在其认为必要的条件下同意协助。请求方如果接受附加条件，则应遵守这些条件。
三、被请求方如果全部或部分拒绝司法协助请求，应将拒绝的决定和理由尽快通知请求方。
四、为适用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目的，侵害任何缔约一方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其家庭成员生命的犯罪不得被视为政治犯罪。
第三条 司法协助的推迟
如果执行协助请求将妨碍正在被请求方境内进行的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被请求方可推迟提供协助。
第四条 执行协助请求所适用的法律
一、被请求方应按照本国法律执行司法协助请求。
二、如果请求方明确要求，在不违背本国法律原则和不损害与请求所涉程序有关的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被请求方可按照请求方提出的方式执行司法协助请求。
第五条 请求书的内容
一、司法协助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书应由请求方主管机关签署并盖章，并包括以下内容和文件：
（一）请求机关和被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请求的具体内容；
（三）请求涉及的罪名以及包括犯罪时间和地点在内的案情概述；
（四）与请求所涉程序有关的人员的身份、住址和国籍的说明；
（五）在请求搜查、冻结、扣押和移交物品时，应载有表明请求方法律允许采取这些措施的法律条文。
二、如果被请求方认为执行请求需要补充材料，请求方应向被请求方提供补充材料。
第六条 请求的执行
一、被请求方根据下列款项执行请求：
（一）应移交请求方所需的物品和文件。当请求涉及移交文件时，可移交与原件相符的影印件。如果请求方明确要求提供原件，被请求方应尽量满足这一要求；
（二）如果这些物品或文件对于正在被请求方境内进行的某些程序是必需的，可以拒绝或推迟移交；
（三）应将执行请求的结果通知请求方。
二、请求方应尽快返还被请求方为执行请求而移交的物品和文件，除非被请求方在不损害已方或其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放弃这一要求。
第七条 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
一、被请求方应送达由请求方为送达目的而递交的判决书或其他诉讼文书，但不包括要求某人作为被告人出庭的文书。
二、被请求方应将向被送达人送达文书的结果通知请求方。如果不能执行送达，被请求方应及时向请求方说明理由。
第八条 人员到场作证、鉴定或协助调查
一、请求方可请求被请求方协助，以便某人在请求方境内到场作证、鉴定或协助调查。
二、在确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形下，被请求方应同意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请求：
（一）请求方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被要求到场的人员的安全；
（二）被要求到场的人员自愿并以书面方式表示同意；
（三）要求到场的通知中不得包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或予以处罚的内容。
三、根据本条第一款提出的送达要求到场通知的请求，应提及需支付的费用和津贴。
四、送达到场通知的请求应在离预定到场之日至少六十天前递交给被请求方。在确定能够及时送达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可同意较短的期限。
第九条 安排在押人员作证或协助调查
一、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并且在其境内的在押人员同意，被请求方可应请求方的请求，同意将该在押人员临时移交到请求方作证或协助调查。
二、如果根据被请求方法律，被移交的人员应予羁押，请求方应羁押该人；在移交请求所涉事项处理完毕或该人无须在请求方境内继续停留时，应将该人押解归还被请求方。
三、如果被请求方通知请求方无须继续羁押被移交的人员，则该人应予释放并作为本条约第八条所提及的人员予以对待。
第十条 证人、鉴定人和协助调查的人员的保护
一、对于按照本条约第八条和第九条前往请求方境内的人员，请求方不应采取下列措施：
（一）因该人离开被请求方领土前的行为而羁押、追诉或处罚该人或对该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其他措施；
（二）强制该人作出与请求所涉程序无关的陈述。
二、如果该人自其被通知无须在请求方境内继续停留之日起，在三十天内未离开请求方，或者离开后又自愿返回，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保护即告终止。
三、本条第二款所述期限不包括该人因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无法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期间。
第十一条 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
一、经请求方请求，被请求方应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力确定犯罪所得是否位于其境内，并应将调查结果通知请求方。在提出请求时，请求方应将其认为犯罪所得位于被请求方境内的理由通知被请求方。
二、被请求方应采取本国法律允许的必要措施，冻结或扣押因执行本条第一款所查获的犯罪所得。
三、被请求方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缔约双方商定的条件下，将根据本条被冻结或扣押的犯罪所得移交给请求方。
四、在适用本条时，其他人对被冻结或扣押的财物的合法权利应受到保护。
五、本条的规定也适用于犯罪工具。
第十二条 保密和限制使用
一、根据请求方的请求，被请求方对司法协助请求及其内容、辅助文件以及协助过程应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将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将此情况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随即决定是否应由被请求方继续执行请求。
二、根据被请求方的要求，请求方对被请求方提供的证据和资料应予保密，但请求所涉及的程序另有需要且被请求方予以同意的除外。
三、未经被请求方事先同意，请求方不得超出请求所涉及的目的使用所获得的证据和资料。
第十三条 相互提供先前犯罪记录
一、缔约双方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相互提供涉及任何缔约一方公民的刑事诉讼判决和其他决定的资料。
二、任何缔约一方均可请求缔约另一方提供涉及某人先前犯罪记录的资料，但应说明请求的理由。被请求方应按照本国法律，将该请求视为本国主管机关提出的同类请求予以满足。
第十四条 联系途径
一、司法协助的请求和答复文件应通过缔约双方的中央机关递交。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为缔约双方各自的司法部。
第十五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负担执行司法协助请求所产生的费用。但下列费用应由请求方负担：
（一）根据本条约第八条规定有关人员往返的津贴、鉴定人的报酬和其他支出，以及根据本条约第九条规定移交在押人员有关的费用，包括羁押费用；
（二）因请求方的要求，执行司法协助请求所产生的超常性质的费用。
二、请求方应根据被请求方的要求，预付本条第一款提及的津贴、费用的报酬。
第十六条 交换法律情报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交换各自国家在本条约涉及的领域的现行法律或司法实践的情报。
第十七条 文字
按照本条约规定递交的司法协助请求书及其附件以及其他有关函件，均应以请求方文字写成，并附被请求方文字或法文的译文。
第十八条 认证的免除
为适用本条约的目的，由缔约双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制作、提供或证明，并通过本条约第十四条规定的联系途径递交的文件，免除任何形式的认证。
第十九条 与国际条约的关系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之间根据其他国际条约或协议等存在的义务，也不妨碍缔约双方根据其他国际条约或协议等相互提供协助。
第二十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或实施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分歧，均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二十一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突尼斯首都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二、任何缔约一方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终止决定自该缔约另一方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阿拉伯文制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突尼斯共和国代表
杨文昌 塔哈尔·希乌德
对于一名爱好旅行的法律工作者来说，亚洲的国家和地区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当属新加坡。它虽然没有日本北海道樱花的浪漫、富士山的梦幻，亦没有中国台北阿里山的原始、日月潭的悠远，它没有泰国四面佛的灵性亦没有马来西亚云顶赌场的辉腾，但它却有着让一个法律人敬畏、怀疑、迷惑进而深思的鞭刑。
新加坡的大法院与金沙、鱼尾狮等著名景点隔街相望，庄严与喧嚣、天堂般的繁荣与鞭刑地狱般的痛苦在这几百米的距离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新加坡，每年都有千余名男性罪犯被判处鞭刑，鞭刑是强制刑，至今适用鞭刑的罪行的名单还在延长，其中既包括强奸、抢劫、贩毒等重罪，也包括非法拥有武器、涂鸦、非法金融交易等较轻的罪行。
新加坡鞭刑行刑用的是二到三指宽、十到十五年生长的野生藤条，韧性好，不易折断。在行刑前，刑鞭会在清水中浸泡一夜，使之充分吸水。监狱局表示这样做是因为干燥的刑鞭在行刑时可能断裂，若断裂藤条上的木刺会扎到犯人肉里，而社会上一度流传的用特制药水浸泡一说纯属无稽之谈。执行鞭刑的狱警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狱警知道怎样才能在犯人身上制造最大程度的疼痛，同时产生最小程度的永久伤害。鞭刑要求行刑者每鞭都出尽全力，不考虑受刑者的年龄或者罪行的轻重。新加坡前监狱局局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说：“执行鞭刑时，行刑狱警用的是全身的重量，而不仅仅是臂力。他紧握刑鞭，抡圆胳膊，以脚为支点转半个圈，重重出手。”这样一鞭下去保证皮开肉绽，所以才有好多犯人恳请法院用刑期代替鞭刑，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议会修法。
《羊城晚报》以前的一篇关于新加坡鞭刑的报道曾引用了受过鞭刑的犯人的一段回忆，更是非常准确地描写了鞭刑的残酷，“我的两片屁股好像着了火，肿成平时两倍大。刚受完刑，我在牢房地上趴了4小时。不能坐，不能躺，不能正常吃饭睡觉，更不能走路。最怕的就是内急，不敢蹲，一蹲下伤口就又要撕裂。屁股上的皮都被撕光了，后背和腿后侧都是淤血，血断断续续流了好几天。第一个礼拜，夜夜疼得睡不着，不可忍受的疼痛。约有10天不能穿裤子，只能围条遮羞布。以后的三个星期，都要趴着睡。过了一个多月，伤处才干燥结痂，但还得接受下一鞭。以后我的屁股就不是一个正常屁股了，皮肤松弛垂下来，上面都是疤痕。”
因此有诸多学者评论新加坡的鞭刑是历史的倒退、是不人道的。大赦国际更是坚决谴责这种刑罚，并曾给新加坡政府写信希望废除鞭刑。但这些信没有回应，新加坡官方坚决支持鞭刑，他们相信鞭刑是震慑犯罪的最有效手段。当地行政长官解释说，“我相信，对付目前在新加坡泛滥的某些罪行，在司法中使用‘鞭打’是必要的……对那些身处恶劣环境，赤着双手混饭的人来说，监狱生活未尝不惬意……只有鞭打才能产生实在、长久的效果。”另有一位监狱局长也曾经说过：“鞭痕是除不掉的，这将伴随他们一生，是他们一生的耻辱。”这使得鞭刑不仅是一种刑罚，更是一种耻辱记录，类似我国古代在囚犯的脸上刺字，其实严格来说更像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的笞刑。
纵观我国法制史的发展，笞刑这一和鞭刑类似的肉刑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汉代由于社会进步，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在世界上率先废除了肉刑（改用笞刑代替肉刑），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也是笞刑最早的存在记录。废除肉刑制，取消黥、劓、刖刑，将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而由于对罪罚较重的犯人施行三、五百下的笞刑（打竹板），容易造成罪犯的死亡，于是公元前156年和公元前144年汉景帝继续减轻笞刑，将笞五百先改为笞三百，进而改为笞二百；将笞三百先改为笞二百，进而改为笞一百。并制定《令》，对施刑过程加以种种规范，限定刑具的规格，行刑部位只能笞臀不能笞背，以及规定行刑者不得换人等。
而由汉至宋1400年间的这一段封建社会时期，法定的刑罚则基本固定为五刑：“笞、杖、徒、流、死”。笞刑，即用法定规格的荆条责打犯人的臀或腿。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等，用于惩罚轻微或过失的犯罪行为；杖刑，即用法定规格的“常行杖”击打犯人的臀、腿或背。而这里面的笞、杖刑都和现行的新加坡鞭刑有相类似的地方。
笔者认为，新加坡鞭刑如果从一般预防理论方面考量自有其合理的一面。我国古代的法家大师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用重刑可以惩一而儆百，以便收到以刑去刑的效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某些理论上的不足而对鞭刑全盘否定，否则我们就会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逻辑错误。一般预防是刑罚目的之一,相对于个别预防来说,一般预防的涉及面更为广泛,它充分表现了刑罚对于社会的积极影响。在最初一般预防论者对其理论的论证主要以逻辑论证为主，以贝卡利亚、边沁等为代表的功利论者无不把人是趋利避害的理性动物这一假定作为大前提，以刑罚是给人造成痛苦的手段为小前提，推出刑罚可以遏制人的犯罪的结论。而贝卡利亚的双重预防论更是鞭刑存在合理的有力理论支撑，即“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是特殊预防;“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是一般预防。在双重预防论中,贝卡利亚更强调一般预防的价值。他认为，“什么是刑罚的政治目的呢?是对其他人的威慑。”而对于一般预防论合理性的论证也没有只停留在逻辑论证的这一点上，实验的方法亦被引到了对一般预防论存在合理性的论证当中。美国学者所罗门为验证惩罚的威吓效应，以狗为对象进行了电击实验，结果表明，惩罚可以使旁观同类受惩罚的狗望而生畏，并为免受惩罚而不重蹈受罚者之覆辙。
一般预防论对刑罚之于秩序的实现价值的注重，使之克服了报应论忽视对秩序保护的缺陷，因此，仅仅立足于法律的秩序价值，一般预防论相对于报应论的长处是极其明显的。而这也许正是新加坡鞭刑依然存在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内蒙古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