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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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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10月14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资质管理与许可制度
第三章 建设工程发包、承包和中介服务
第四章 建设工程造价
第五章 建设工程质量
第六章 施工现场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建筑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提高建设工作投资效益,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当事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建筑活动,是指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工程(包括土木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等)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发包、工程承包、中介服务以及建筑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生产等相关行为。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建筑活动的统一监督管理。
市、州、县(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建筑活动的统一监督管理。
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政府职责分工,协助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专业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当事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禁止分割、封锁、垄断建筑市场。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公正廉洁、秉公执法,不得参与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活动,不得违反规定收取费用。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利用职权,参与建筑活动,谋取私利。
第六条 鼓励建筑科学技术研究,支持开发和采用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和现代管理方法,促进建筑技术进步。
对在建筑活动中和建筑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当事人,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下同)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资质管理与许可制度
第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当事人实行统一的资质管理。
第八条 下列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事业单位,按隶属关系向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等级,经国家或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后,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申请营业执照:
(一)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二)建筑业企业(包括土木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建筑装饰装修,建筑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生产等企业);
(三)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代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等机构。
第九条 投资100万元以上或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部门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管理资质手续,领取建设项目管理资质证书。未取得建设项目管理资质证书的,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代理建设项
目管理工作。
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管理人员,应当向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
建筑业企业的专业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应接受培训,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格认定,按规定统一核发相应的岗位证书。
第十一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当事人必须在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并接受颁证部门的资质年度审查。
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合并、分立、解散等,须于变更后30日内,向原核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省外、境外企事业单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须持有资质证书和所在地的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出具有关证件,到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验证手续。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实行报建制度和开工审批制度,所有建设项目应在立项文件批准出和初步设计审批后,由建设单位向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建和提出开工申请。
省重点建筑项目、省批准立项的涉外建设项目及跨市、地、州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向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建和申请开工审批。其他建设项目按隶属关系由建设单位向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建和申请开工审批。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由建设单位,向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开工审批和施工许可证。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建设工程开工审批和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已核发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纳入投资计划的,已经列入年度计划,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四)有全套施工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
(五)已按规定办理招标手续,施工企业确定并已签订合同;
(六)已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七)已按规定缴纳前期工程有关税费;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后3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在期满前向原发证部门一次性申请延期。逾期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十七条 在建工程因故中止施工6个月以上,建设单位应当在中止施工之日起1个月内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发证部门报告,并按规定做好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中止施工1年以上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报经原发证部门核准。
第十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规定核发资质证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出借本条例规定的资质证书。

第三章 建设工程发包、承包和中介服务
第十九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建设工程,除不宜进行招标投标的军事工程和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抢险、救灾、保密、特殊专业等工程外,应采用招标方式发包,不得指定单位承包。
有影响的公共大型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可采取竞投方式确定。
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招标信息,由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发布。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招标发包工程不得压级压价,不得要求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工程或垫款施工作为发包条件,不得将一个单位工程肢解后发包。
第二十二条 建筑业企业必须按核定的资质等级和范围参加建设工程投标活动。不得在建设工程投标中哄抬或不合理降低标价,串通投标。
第二十三条 承包方不得以带资承包作为竞争手段承揽工程,也不得用拖欠建材和设备生产厂家货款的方法转嫁由此造成的资金缺口。
承包方承包的建设工程应当自行组织完成,建设工程承包方可以按规定将所承包的工程分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承包方。承包分包工程的承包方不得将承包工程转包。严禁挂靠承包。
第二十四条 推行建设工程监理制度。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和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二)大中型市政公用事业工程项目;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项目;
(四)利用外资的建设项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程项目。
第二十五条 实行建设工程监理应当签订监理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监理合同和有关规定,从事监理活动。因监理责任造成损失的,监理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监理单位不得承包工程,不得经营建筑材料、构配件和建筑机械、设备。
第二十六条 工程咨询单位不得同时接受招标方和投标方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咨询。
第二十七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各方当事人,应参照示范文本签订合同。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负责对建筑活动合同的监督。
第二十八条 到省外、境外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事业单位,须向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章 建设工程造价
第二十九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规定,制定、发布本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费用定额和计价方法。
第三十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并发布工程造价调整系数。
第三十一条 工程造价由建设单位和承包方依据国家和省规定的工程计价定额、费用定额和计价方法在合同中确定。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和工期要求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应当给予承包方相应的补偿或奖励。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应当执行国家和省统一制定的各类定额及计价方法,有效控制和合理确定工程造价。
建筑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和省发布的计价定额,编制施工图预算、竣工结算,报建设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审查。
第三十三条 在建筑活动中执行定额,编审工程预算、结算、编审工程标底、确定工程中标价等,应当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建设工程质量
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质量应当符合建设工程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要求。

建设工程地方标准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与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布,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 建设工程质量实行企业保证、社会监理、政府监督、用户评价相结合的质量管理体制。
第三十六条 实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制度。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接受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能力,经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从事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经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合格,并按规定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计量认证合格,方可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第三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质量以及工程所用的建筑材料、设备、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实行建设工程质量责任制度。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建筑业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和保障体系,全面落实质量责任制。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必须根据工程的规模、性质和质量要求,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和建筑业企业,不得擅自更改设计文件。不得指定购买建筑材料、设备的供应单位。建设单位需要自己定货采购的,要在合同中明确其责任和要求。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工程勘察、设计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进行设计,并对勘察、设计技术成果负责。不得无证或未经批准越级承担勘察、设计,不得转让图签、图章,不得指定建设工程材料、设备供应单位。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承包方应当按照设计文件施工,并遵守国家和省制定的有关技术标准、质量验评标准、施工规范、操作规程,对所承包的工程质量负责。不得无证、越级承包工程,不得采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设备、构配件、商品混凝土。
第四十三条 建筑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并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第四十四条 实行建设工程阶段验收和竣工验收制度。交付验收的建设工程,必须符合工程设计和承包合同中规定的各项内容,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竣工条件,工程价款结算清楚。
建设工程经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质量核定合格并经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未经质量核定和竣工验收或质量核定和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不准使用、出售、不予办理产权证。
第四十五条 建设工程按下列规定实行保修,保修期限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一)民用与公共建筑、一般工业建筑、构筑物的土建工程为1年,其中屋面防水工程为3年;
(二)建筑物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安装工程为1年;
(三)建筑物采暖与供冷工程为1个采暖期及供冷期;
(四)室外上下水及水区道路等市政公用工程为1年;
(五)其它特殊要求的工程,其保修期限由当事人双方在建设工程合同中约定。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维修由建设工程承包方负责,其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质量缺陷,维修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六章 施工现场管理
第四十七条 建筑施工应当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筑业企业应当加强文明施工管理,科学组织施工,做好施工现场的各项管理工作。
第四十八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
对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建筑业企业应当采取防止其损坏的措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向建筑业企业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管线资料,建筑业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加以保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五十条 建设单位、建筑业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措施做好文物、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震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建设单位应依法到有关部门办理申报批准手续:
(一)临时占用规划批准范围以外场地的;
(二)损坏道路、管线、电力、通讯等公共设施及砍伐树木、迁移古树名木的;
(三)发现地下文物,需要继续进行施工的;
(四)临时停水、停电、中断交通的;
(五)进行爆破作业的;
(六)损毁水文、测绘标志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办理报批手续的。
第五十二条 涉及主体和承重结构需要变动的建筑装饰工程及外型改变的工程,建设单位必须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审批。没有设计方案或设计方案未经批准的,不准施工。
第五十三条 建筑安全实行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建筑安全管理由项目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并接受同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四条 建筑工程施工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施工现场的安全由建设工程承包方负责。
建设工程承包方必须加强安全技术管理,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加强安全技术培训、考核,严格安全纪律和安全教育。
严禁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对危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违章指令,作业者有权拒绝执行和制止,并可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五十五条 建筑施工生产发生安全事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报告和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施工,并可处以工程总造价0.5%到2%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进行工程报建的;
(二)建设工程未按规定招标的;
(三)未按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四)未按规定办理建设工程开工审批和施工许可证而擅自施工的;
(五)指定设备、材料供应单位的;
(六)涉及主体或承重结构变动的维修及装饰工程,以及涉及建筑物外型变动的工程,没有设计方案且未经批准而擅自动工的;
(七)擅自更改设计文件的;
(八)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
(九)工程发包中违反工程造价规定压级、压价,或者要求承包方以带资垫款作为前提条件以及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的。

第五十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和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勘察、设计技术文件,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并可处以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
(一)无证或未经批准越级进行勘察设计的;
(二)未按国家和省批准的规模和投资限额进行设计的;
(三)伪造、涂改、转让、出借资质证书的,或者转让、出借设计图签、图章的;
(四)勘察、设计技术质量低劣,造成质量事故的;
(五)指定设备、材料供应单位的。
第五十八条 建设工程承包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施工、停止六个月至十二个月的投标资格、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并可处以工程造价0.5%到2%的罚款:
(一)无证、越级承包工程的;
(二)承包工程后又将工程转包、挂靠承包的;
(三)伪造、涂改、转让、出借资质证书的;
(四)招标投标中哄抬或不合理降纸标价,串通投标的;
(五)专业管理人员、技术工人未经考核合格上岗的;
(六)违反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的;
(七)未按设计文件施工,违反国家和省制定的有关技术标准、质量验评标准、施工规范、操作规程,造成质量隐患或事故的;
(八)采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设备、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的;
(九)违反工程造价管理规定编制工程预算、结算的。
违反本条第(四)项规定的,最高罚款不超过20万元。
第五十九条 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代理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等单位违反国家和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给予警告、吊销资质证书,并可处以1000元至50000的罚款:
(一)无证、越级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建设代理、工程造价咨询的;
(二)同时接受发包方和承包方委托服务的;
(三)从事招标投标代理服务,在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或泄露标底的;
(四)从事承包工程业务和经营建筑材料及设备的。
第六十条 境外、省外的企事业单位到我省从事建筑活动,未经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验证手续,擅自承接工程项目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开展业务,并可处以工程造价或费用2%到5%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 建筑活动当事人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建筑物、构筑物垮塌或人身伤亡事故,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逐级追究主管机关和主管负责人的责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建筑活动当事人索贿、行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收缴罚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0月14日

河南省有线广播管理办法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有线广播管理办法
省政府

(省政府常务会议一九九0年十月十日审议通过 省政府令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有线广播的管理,促进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境内一切有线广播台、站、室及其设施的管理。
第三条 各级广播电视部门是有线广播事业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有线广播事业的管理、监督工作。
第四条 有线广播台、站、室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发布新闻,开办健康的文化娱乐节目。
第五条 有线广播台、站、室应按照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新闻联播节目,并按预告节目进行播出,不得随意更改。
第六条 有线广播台、站、室禁止播放有下列内容的节目:
(一)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二)损害国家利益、泄露国家机密的;
(三)损害民族尊严的;
(四)煽动他人违法犯罪的;
(五)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六)散布谣言和封建迷信的;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申请设立有线广播台、站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胜任工作的采访、编辑、播音、录放、传输等专业人员;
(二)有必要的经费保证;
(三)有良好的技术设备;
(四)有固定的场所;
(五)有明确的收听对象。
第八条 市、县(区)、乡(镇)设立有线广播台、站,应提出书面申请,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报上一级广播电视部门审批。企事业单位、外地驻豫单位设立有线广播台、站,应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同意,报上一级广播电视部门审批。设立有线广播室,由所在单位批准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有线广播台、站、室。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街道设立有线广播。有特殊情况确需设立的,须经当地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条 有线广播台、站、室的技术用房、内部设备、网路建设和用户设备装置,应按照国家和我省颁布的有线广播技术标准、技术要求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有条件的有线广播台、站,可以在有线广播线上发展传真和对讲,也可与有线电视结合使用。
第十二条 有线广播台、站为确保节目安全优质播出,应建立健全下列制度:
(一)播音、录放、传输技术管理责任制度;
(二)内部设备和线路设施维护制度;
(三)机房值班、技术安全制度;
(四)用户设备维护和线路维护员的管理制度;
(五)有线广播设施维护档案制度。
第十三条 有线广播网路建设,实行分级建设,分级负担。县至乡(镇)的广播专线建设和维护费用由县级财政安排;乡(镇)以下广播网路建设和维护费用由乡(镇)统筹解决;用户设备由个人负担。
第十四条 有线广播台、站、室的电力用电,按普通工业电价收费。电力不足时,有关部门应妥善解决自备发电的用油指标。
第十五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有线广播设施的义务。对破坏广播设施、危害广播安全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及时报告当地广播电视部门或公安机关。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部门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改正、责令停播或拆除,并可建议有关单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经批准设立有线广播台、站的;
(二)播放禁播节目的;
(三)未经批准在城市街道设立有线广播的;
(四)挪用或贪污有线广播网路建设、维护经费的。
违反广播设施保护管理规定的,由广播电视部门按照《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和《河南省〈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罚。
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广播电视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3月3日
Chapter IV
Function of Panels: Art. 11 of the DSU


OUTLINE


I Introduction
II Application of Art. 11 as a General Standard of Review
III Review in “neither de novo nor total defence”
IV Allegation against Panels’ Standard of Review
V Exercise of Judicial Economy





I Introduction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expressly defined in Art. 11 of the DSU, which reads as follows: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to assist the DSB in discharg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is Understanding and the covered agreements. Accordingly, a panel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ncluding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s, and make such other findings as will assist the DSB in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r in giving the rul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Panels should consult regularly with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and give them adequat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provision suggests that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such as to assist the DSB in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r in giving the rul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However, how do panels fulfill their functions as provided in Art. 11 of the DSU? It is the issue that we will touch on in this chapter.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explores on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ssue under the WTO, i.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as well as on the exercised judicial economy principle developed in panel’s review.
With regard to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ssue,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have increasingly confronted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degree to which an international body, under the GATT/WTO, should “second guess” a decision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agency concerning economic regulations that are allegedly inconsistent with an international rule.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doesn’t permit a national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always to prevail, otherwise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could be easily evaded or rendered ineffective. But should the international body approach the issues involved without any deference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t has been argued in the GATT/WTO proceedings that panels should respect national government determinations, up to some point. That “point” is the crucial issue that has sometimes been labelled the “standard of review”.1
Of course, this issue is not unique to the GATT/WTO. Naturally, the standard-of-review issue is one that many legal systems face. “The standard-of-review question is faced at least implicitly whenever sovereign members of a treaty yield interpretive and dispute settlement powers to international panels and tribunals. Moreover, as national economie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and as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ccordingly becomes greater, the standard-of-review question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2 An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tandard-of-review question is a recurring and delicate one, and one that to some extent goes to the core of an international procedure that must (in a rule-based system) assess a national government’s actions against treaty or other international norms”. 3
However, for the immediate purpose, we want to focus below on the more particular question of the proper standard of review for a WTO panel when it undertakes to examine a national government’s actions or rulings that engage the question of consistency with the various WTO agreements and are subject to the DSU procedures.

II Application of Art. 11 as a General Standard of Review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it’s demonstrated that Art. 11 of the DSU has been applied as a general standard of review. Art. 11 suggests that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so as to assist the DSB in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r in giving the rul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For example, in US-Shirts and Blouses (DS33), the Panel rules that, “although the DSU does not contain any specific reference to standards of review, we consider that Article 11 of the DSU which describes the parameters of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relevant here”. 4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t. 11 as a general standard of review under the DSU is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in EC-Hormones (DS26/DS48) where the Appellate Body rules that: 5
“The first point that must be made in this connection, is that the SPS Agreement itself is silent on the matter of an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for panels deciding upon SPS measures of a Member. Nor are there provisions in the DSU or any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other than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prescribing a particular standard of review. Only Article 17.6(i)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has language on the standard of review to be employed by panels engaged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matter’. We find no indication in the SPS Agreement of an intent on the part of the Members to adopt or incorporate into that Agreement the standard set out in Article 17.6(i)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Textually, Article 17.6(i) is specific to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
We do not mean, however, to suggest that there is at present no standard of review applicable to the determin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in proceedings under the SPS Agreement or under other covered agreements. In our view, Article 11 of the DSU bears directly on this matter and, in effect, articulates with great succinctness but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for panels in respect of both the ascertainment of facts and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such facts under the relevant agreements […]”
In sum, for all but one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Art. 11 of the DSU sets forth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for panels. As state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Art. 11 of the DSU, and, in particular, its requirement that “a panel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ncluding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s”, sets forth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for panels examining the consistency or inconsistency of alleged measures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And the only exception is the 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in which a specific provision, Art. 17.6, sets out a special standard of review for disputes arising under that Agreement(to be discussed in subsequent chapter).6

III Review in “neither de novo nor total defence”
In EC-Hormones (DS26/DS48), in the view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principal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of formulating the ‘proper standard of review’ so far as panels are concerned are two-fold. The first is designated as ‘de novo review’. This standard of review would allow a panel complete freedom to come to a different view than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whose act or determination is being reviewed. A panel would have to ‘verify whether the determination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y was…correct (both factually and procedurally)’. The second is described as ‘deference’. Under a ‘deference’ standard, a panel, in the sub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hould not seek to redo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y but instead examine whether the ‘procedure’ required by the relevant WTO rules had been followed”.7 In this respect, the Appellate Body rules that:8
“So far as fact-finding by panels is concerned, their activities are always constrained by the mandate of Article 11 of the DSU: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is neither de novo review as such, nor ‘total deference’, but rather the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Many panels have in the past refused to undertake de novo review, wisely, since under current practice and systems, they are in any case poorly suited to engage in such a review. On the other hand, ‘total deference to the findings of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it has been well said, ‘could not ensur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as foreseen by Article 11 of the DSU’.”
The ruling is confirmed on many other occasions. For example, the Panel on US-Underwear (DS24) finds that: 9
“In our opinion, a policy of total deference to the findings of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could not ensur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as foreseen by Article 11 of the DSU. This conclusion is supported, in our view, by previous panel reports that have dealt with this issue, and most notably in the panel report on the ‘Transformers’ case.
The panel in the ‘Transformers’ case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argument of New Zealand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 injury’ by the competent New Zealand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could not be scrutinized by the panel. The ‘Transformers’ panel responded to this argument as follows:
‘The Panel agree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 injury caused by dumped imports rested in the first place with the authorities of the importing contracting party concerned. However, the Panel could not share the view that such a determination could not be scrutinized if it were challenged by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n the contrary, the Panel believed that if a contracting party affected by the determination could make a case that the importation could not in itself have the effect of causing material injury to the industry in question, that contracting party was entitled, under the relevant GATT provisions and in particular Article XXIII, that its representations be given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and that eventually, if no satisfactory adjustment was effected, it might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as had been done by Finland in the present case. To conclude otherwise would give governments complete freedom and unrestricted discretion in deciding anti-dumping cases without any possibility to review the action taken in the GATT. This would lead to an unacceptable situation under the aspect of law 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as governed by the GATT’.”
In short, for the panel to adopt a policy of total deference to the findings of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could not ensur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as foreseen by Art. 11 of the DSU. This conclusion is supported, in our view, by previous panel reports that have dealt with this issue. However, panels do not see their review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proceedings conducted by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 either. For example, in Argentina-Footwear (DS121), the Panel doesn’t consider that they have the mandate to conduct a de novo review: 10
“This approa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ports of panels reviewing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The panel on United States - Anti-dumping Duties on Import of Salmon from Norway concluded that it should not engage in a de novo review of the evidence examined by the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The panel on United States - Underwear followed this approach by noting, however, that it did not see its ‘review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proceedings conducted by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 or by the Textiles Monitoring Body (TMB). Rather…the Panel's function should be to assess objectively the review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in this case the CITA. We draw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a series of panel reports in the anti-dumping and subsidies/countervailing duties context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it is not the role of panels to engage in a de novo review. In our view, the same is true for panels opera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ATC, since they would be called upon, as in the cases dealing with anti-dumping and/or subsidies/countervailing duties, to review the consistency of a determination by a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imposing a restriction under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elevant WTO legal instruments, in this case the ATC. …’
Accordingly, the panel on United States - Underwear decid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1 of the DSU,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US authorities … which, as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agreed, constitutes the scope of the matter properly before the Panel without, however, engaging in a de novo review. …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would entail 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the CITA had examined all relevant facts before it, whether adequate explanation had been provided of how the facts as a whole supported the determination made, and, consequently, whether the determination mad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nel on United States - Shirts and Blouses also stated that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Panel interprets the ATC as imposing on the importing Member any specific method either for collecting data or for considering and weighing all the relevant economic factors upon which the importing Member will decide whether there is need for a safeguard restrain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articular factors including those listed in Article 6.3 of the ATC is for each Member to assess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These past GATT and WTO panel reports make it clear that panels examining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pplic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as well as safeguards under the ATC, have refrained from engaging in a de novo review of the evidence examined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y.”
However, as emphasiz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although panels are not entitled to conduct a de novo review of the evidence, nor to substitute their own conclusions for thos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panels must simply accep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this respect, the phrase “de novo review” should not be used loosely. If a panel concludes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a particular case, have not provided a reasoned or adequate explanation for their determination, that panel has not, thereby, engaged in a de novo review. Nor has that panel substituted its own conclusions for thos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Rather, the panel has, consistent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DSU, simply reached a conclusion that the determination made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