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
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东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已由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8年7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管理，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和高效运营，发挥高速公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运营和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车辆驾乘人员以及在高速公路管理范围内从事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省交通主管部门是全省高速公路的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其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国道、国道主干线、省道的高速公路管理。非国道、国道主干线、省道的高速公路由所在地级以上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连接高速公路的城市快速及高速道路，按国务院颁布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规定管理。
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治安管理由公安机关负责。
省规划、国土、建设等有关部门及高速公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应依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高速公路管理工作。
第四条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独资、合资或合作建设高速公路，从事高速公路经营。

第二章 发展规划
第五条 高速公路规划必须服从国家高速公路的总体规划，并依据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建设的需要进行编制，与其他有关行业发展规划相协调，与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相结合。
第六条 全省高速公路规划由省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沿线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经批准的高速公路规划是编制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确定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依据。
高速公路规划的修改，必须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高速公路规划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得改变用地性质，其征地拆迁费用标准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章 资金筹集
第九条 本省高速公路建设资金采取下列方式筹集：
（一）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拨款；
（二）公路建设基金；
（三）国内外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贷款；
（四）发行公路建设债券或股票；
（五）国内外企业或其他组织、个人投资、捐款、赠款；
（六）转让公路、桥梁经营权；
（七）国家规定或允许的其他筹集资金方式。
第十条 利用贷款、集资修建和国内外经济组织依法投资修建的高速公路，需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含收费标准的调整），由省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收费单位应当在固定收费场所公布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接受社会监督。收取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必须使用省地方税务局监制的票据。
第十一条 经批准开征的各项高速公路专项资金应当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专户管理。年度使用计划由省交通主管部门编制，经省计划、财政部门审核，由省计划部门汇总下达。高速公路的各种专项资金，实行有偿使用，专款专用。

第四章 建设与养护
第十二条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组织实施，规范工程监理，保证工程质量。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正式投入使用。
第十三条 高速公路建设的征地、拆迁、安置的组织工作，由高速公路沿线市、县人民政府负责。
高速公路建设原则上不得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土地，确实无法避开而需占用的，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高速公路的养护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公路养护标准规范进行，由各路段经营企业具体负责的高速公路大、中修工程项目，应当实行招标投标制度。
第十五条 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施工、养护作业时，施工、养护人员应当穿着统一的安全标志服，按施工、养护规范堆放材料，并设置施工标志和交通安全标志；作业车辆、机械须设置明显的作业标志。作业完工后应及时清理现场。

第五章 路政管理
第十六条 公路管理机构依法保护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用地及高速公路附属设施，制止、处理各种侵占、损坏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用地及高速公路附属设施的行为。
第十七条 公路路政执勤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按国家规定统一着装，佩戴统一标志，并持有效执法证件。公路路政管理执勤巡查车辆应当设置统一标志。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第十九条 禁止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其范围自高速公路两侧边沟外缘起三十米）内构筑永久性工程设施和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条 禁止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取土、堆物、倾倒垃圾、设置障碍、种植作物、开渠引水、摆摊设点，以及进行其他危及行车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一条 不得擅自占用、挖掘、拆除、移动、损坏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确因特殊需要利用、占用高速公路用地和设施，修建跨（穿）越高速公路的桥梁、渡槽，埋设供水、排水、供气、供电、供油、通讯、水利等管道、管线设施的，必须经有关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有关
规定给予补偿；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同意，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造成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坏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高速公路需扩建时，原建设单位应当将其所建相关设施迁移。
第二十二条 公路路政执勤人员应上路巡查，依法纠正、制止各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排除突发危险路况，维护公路完好畅通。
第二十三条 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应按照规定行驶，不得随意停车。如因发生故障或其他原因确需临时停车的，必须停在紧急停车带内或右侧路肩上。
第二十四条 造成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责任者应当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并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现场调查和处理。
对污染、损坏路产的车辆，公路路政执勤人员可责令其暂停行驶，在指定地点停放，接受处理。对不宜停止行驶的车辆，可在处理期间暂扣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证件。
第二十五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应当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处理，及时疏导交通。
由于交通事故造成高速公路路产损坏的，当事责任人应按有关规定向路产所有者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关的责任，由公安机关并案处理。
第二十六条 因恶劣气候、自然灾害或重大交通事故使高速公路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时，公安机关和公路管理机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疏导、恢复交通，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协助；确需关闭高速公路时，由公路管理机构会同公安机关共同发布公告实施，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七条 车辆超过高速公路桥梁、隧道限制标准通行时，须持有公路管理机构批准核发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超限运输单位必须承担为此所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和修复损坏部分所需的费用。影响交通安全的超限运输，还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第六章 经营管理
第二十八条 从事高速公路经营，应当组建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报批和注册登记手续。
第二十九条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负责各路段的经营管理，包括：路面养护及交通标志、标线等设施的管理和维修；高速公路电脑收费系统和监控、通信设施的管理、维修及高速公路的路障清理；按省人民政府规定向使用高速公路的车辆收取通行费。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应当保证高速公路路面平整，设施完善，交通标志、标线明显；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遭受损坏时，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应当采取措施设置警告标志，并予以修复，使车辆畅通。
第三十条 高速公路的车辆拯救业务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车辆拯救费用由被拯救车辆当事人承担，收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审定。
第三十一条 高速公路在规划和建设时，应在一定距离内，设立休息区和服务区。在服务区内经营加油站、旅业、餐饮、停车场和车辆拯救维修等业务的，经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按规定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经营企业转让经营权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二条 由国内外经济组织依照本条例规定投资建成并经营的收费高速公路，经营期限不超过三十年。经营期限届满，该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由国家无偿收回，由有关交通主管部门管理。经营企业所移交的高速公路应当处于良好的状态。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擅自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拆除，可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在高速公路控制区内构筑永久性工程设施和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强制拆除，有关费用由建筑者、构筑者承担，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未造成公路路产损坏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已造成公路路产损坏的，责令其恢复原状，赔偿公路路产损失，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未造成公路路产损坏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公路路产损坏的，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未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或使用作废票据及采取其他手段逃缴车辆通行费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其补交，并可处以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应缴通行费的三倍。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工程施工、养护单位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设施和警示标志，造成通行的车辆受损坏、人员受伤害的，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公路管理机构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受到治安行政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 公路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速公路”是指全封闭、全立交、专供汽车分道高速行驶的公路。
（二）“高速公路用地”是指依法征用的专用于高速公路及其配套的收费站、服务区等设施的用地。
（三）“高速公路附属设施”是指高速公路的排水、交通安全、通讯、监控、养护、收费、供电、供水、照明等设施和防护构造物、界碑、里程碑（牌）、花草、树木、管理用房等。
第四十三条 全部控制出入并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汽车专用公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8年8月16日
监督与审判公正

海角甘泉


提要：确保人民法院审判公正，必须坚持宪法原则。坚持宪法原则，必须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和落实人大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监督，强化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这是实现人民法院审判公正的根本保证。同时，应该逐步弱化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和媒体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实践宪法原则。
正文：审判机关，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通过法律适用形式解决社会纠纷的机关，审判是国家为公民之间提供不用武力解决社会纠纷的方法。法院合法、公正的审判以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作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和终结性。追求审判公正是现实社会平衡、社会稳定的需要，是人民生活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审判公正，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审判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依法公平与依法正义的原则；公正的含义则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审判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依法公平和依法正义的精神。
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毫无疑问，锲而不舍地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应当成为新世纪人民法官最崇高最光荣的职责。 追求审判公正尤其是法官的神圣职责。[1]但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问题。2004年，全国法院全年依法改判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１６９６７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结检察机关抗诉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２９３０件。２００４年，全国法院有４６１人因利用审判权、执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违法执行、拖延办案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被查处。[2]2005年，全国法院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47902件，审结46468件，改判15867件。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案件10107 件，审结9949件。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2677件。全年共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违法违纪人员378人，其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66人。[3] 法院改判的案件数字说明了审判不公的现象确实存在，违纪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数字说明了确实存在法官腐败。其中，法官腐败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受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官中，有法院系统中职务较高的辽宁省高院原院长田凤歧，广东省高院原院长麦崇楷，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黑龙江省高院原院长徐衍东以及广西高院、海南高院的原副院长，武汉中院、广州中院的原副院长等。这些数字说明了我国法院系统的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存在这些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审判公正的大前提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不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没有落实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对法院的监督，尤其是对职务较高的法官的监督不到位造成的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事实上，审判不公、法官腐败是由于对法官审判权力监督不到位造成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权力的构建应该是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应该在于保障审判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法官腐败和审判不公。 “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4]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法官是经过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审判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在法院系统中，这几年来同样也在进行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是追求审判公正，但追求审判公正的途径不同，这几年来，我们过份的强调了“司法独立”，并且对“司法独立”的理解出现了超越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偏差，忽视了宪法规定的监督对审判公正的作用，过份强调了在“三权分立”理念下的司法独立，忽视了遵守宪法规定前提下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在改革的过程中，未能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实际上一些改革的做法超越了宪法的规定，超越了法律的规定，在事实上扩大了未能受到监督的部分法官审判的自由裁量权；改变了宪法、法律规定的法律原则，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改变到以“法律事实”为依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法官认定事实的严格要求。同时，在基层法庭实行从职权主义的办案作风转变到当事人主义的办案作风，这与中国目前的实际国情存在相当大的相适应的差距，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未必一下子就能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落后地区得以相适应而得以实行。证据规则制定的一些做法与诉讼法的规定不相一致，但现实是造成了当事人和律师的不满，造成大量信访案件的一定原因。在法律、法规未修改之前，先行改变了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审判权逾越了人大的立法权，违反了宪法原则。在审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了“三权分立”的司法理念，其结果，造成了一些法官权力的自我膨胀，不受监督的自以为是，忽视了监督的存在，走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司法理念的局端，与现实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出现了不协调的客观现象，出现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问题是难免的。
事实上，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同时,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是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独立,离开了执政党的领导来讲独立,就是失去了权力基础,失去了审判权的来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改变审判存在不公的现象，解决法官腐败的问题，只有坚持宪法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原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现象。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原则，必须正确认识、处理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首先，应该认识到法院是一切纠纷的最终处理机关，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审判因法官的腐败而失去公正，人民群众就失去了最后说理的地方，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最终失去的则是对执政党的信任，并进而妨碍到国家的稳定。所以，党必须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加强对人民法院的领导，其目的是实现法制的统一，审判的公正。逐步使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变为法官自觉审判公正的行动。
其次，应该认识到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是独立履行其担负的审判职能，并不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独立于国家权力机关之外。而且，独立进行审判的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它遵循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合议制原则，不受法院以外的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再次，应该认识到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并不是说法院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现实中，有些人往往把审判独立和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孤立、片面地认识二者的关系，错误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审判是对立的、矛盾的，没有认识到党的领导是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审判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依法行使好审判权。
一方面，应该认识到法律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法院只有正确运用法律裁判案件，制裁违法行为，才能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成员都能严格遵守法律，使法律、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得以顺利实施，以实际行动维护和尊重党的领导。
另一方面，法院和法官应增强党性观念，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审判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牢牢占领法学舆论阵地。
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社会现象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对那些打着依法治国和“司法独立”幌子否定党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利用审判个案炒作诋毁党和政府形象的错误言行。
改变审判存在不公的现象，解决法官腐败的问题，必须坚持宪法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尤其必须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对实行“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司法独立”，加强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
宪法第126条的规定并没有将国家权力机关排除在外，而只是排除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干涉。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法院进行具有法律根据的制约。这种法律制约包括领导和监督两个方面。
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它处于所有国家机构的中心地位，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因此审判机关不具有与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平等的法律地位，而是处于低于它的派生地位，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设立的行使国家审判权的特殊机构，从而必然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
我们不但要看到法院独立审判权的重要性，更要看到我国宪法和法律对这一权力的法律制约和监督。
监督权是人大的重要职权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根据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人大监督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习惯上称为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法律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法律实施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主要针对行政、审判和检查机关作出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进行审查和处理；工作监督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制定规范性文件以外的所有职权进行监督；人事监督指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员进行选举和任免。可见人大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人大监督的特殊性，其崇高的地位、丰富的内容、宽泛的对象都是其他类型的监督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其他类型的监督本身也处于人大的监督之下，如果这些类型的监督本身就不合法，人大就应该进行更正，基于人大的特殊地位，它有权力、也有能力进行更正。人大监督应该成为最有力的监督，它应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由于人大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而“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所规定和要求的，必须得到切实的贯彻。所以“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贯彻与否当然成为人大监督的内容之一。人大监督不应阻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相反应该保障、促进“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行使职权，按照宪法和法律规范办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弹劾和纠正，当然也应该对其实施的违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行为进行监督、弹劾和纠正。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拥有的监督权应该发挥保障审判独立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大的职权有待进一步完善，人大监督的力度也应该不断加强。从我国的权力构建中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在于保障“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法官腐败和审判不公。权力机关对法院监督，就是促进审判公正，这也是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价值是一致的。权力机关依照宪法，通过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及其产生的审判人员实施检查、调查、评价等监督活动，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树立权威性，保证法院能够正常运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权力监督使审判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纠正冤假错案，实现社会公正的初衷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提高人民对法院的信心和信任，最终会增强法院审判的权威性。至于打着监督的旗号，干着干扰法院审判的非法监督，是与权力监督的本意相悖的，应另当别论，人民法院应理直气壮的予以抵制。虽然权力监督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审判公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大监督只是促进审判公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为审判公正最根本的依托还在于它的程序。任何一个监督者，只要它拥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同样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同时，由于权力机关受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导致人大监督是不彻底的。因而最有效的监督制约力量存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上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法院内部监督机制，而不是仅靠外部的监督机制来消除法官腐败的问题。我国的法制环境不理想，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人大机关如果正当行使监督权力，不仅不会损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相反，可利用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矫正妨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违法行为，为审判公正提供有力的保障。
加强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坚持宪法原则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应该逐步弱化检察的监督、新闻媒体等的监督。检察的监督、新闻媒体等的监督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原则不相一致，宪法虽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不等于是“审判机关”的“监督机关”。宪法只是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故检察机关受理抗诉范围，应仅为法官腐败贪赃枉法和国家财产受到侵害时代表国家主张的案件。弱化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带来的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性。实现法官之上没有“法官”，在全社会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官审判权威的社会体系。“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体制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的，总体上看，现有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体制没有什么大的弊端，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没有到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司法腐败等问题，根本上取决于法院的内因，主要是由于法院以及法官自身的工作、自身的建设出了问题，而不是审判体制‘惹的祸’。”[5]故在弱化检察机关监督，媒体监督的同时，应该强化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而不是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改变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领导关系，逐步加强法院自身内部的监督。只有加强法院内部自身的监督才能使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落到实处。
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监督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审判工作监督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上级法院二审监督不够有力。有的上级法院不能坚持原则，没有履行好二审监督职责，对确有问题的一审裁判该改判的没有改判。有的二审案件没有依法开庭审理。二、申诉无序影响终审制度的有效性，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申诉再审制度对于纠正错判、误判，实现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审判必须有一个终结，再审也不能没有必要的限制。实践中对不应再审改判的案件反复申诉、反复再审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个案件经过七、八次甚至十多次判决的情况时有所见。一方当事人息诉，另一方当事人又申诉，“按下葫芦起来瓢”，不仅使当事人陷于讼累，法律关系也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少数法院不够重视人民群众的涉诉信访办理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法院立案再审的案件中，人民群众通过信访申诉渠道反映的案件所占比例不高。此外，由于信访数量非常大，人手不足，无法对每一起信访进行认真的审查，致使一部分确有冤情或合理要求的案件未能及时发现并进入再审程序，导致大量的重复上访，耗费司法资源，影响了对下级法院的有效监督。四、一些法院自身监督中存在把关不严、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有的院长、庭长不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审核裁判文书把关不严，致使案件裁判出现问题。有的法院内部审判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审判流程管理流于形式，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6] 加强法院的内部监督，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审判工作监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上级法院的监督能力,提高监督水平;加强涉诉信访工作力度,疏通监督渠道;积极稳妥推进法院司法改革,建立审判工作监督长效机制;积极稳妥推进法院司法改革,建立审判工作监督长效机制;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 改革和完善法官业绩评定办法,客观分析案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原因,防止单纯以发回重审或改判与否作为衡量审判质量的标准。严格禁止下级法院就案件事实证据问题进行请示,避免影响上级法院的依法监督。 建立审判活动的有效“隔离带”,防止人情、关系、金钱等因素对审判工作的干扰。完善人民法院接受权力机关监督的方式、程序,健全接受人大代表的批评建议制度。 实现审判的全过程公开,做到立案公开、庭审公开、裁判公开、执行公开。加强对审理过程中出现程序违法，可能导致错判的案件的监督。建立对审判活动全程监督制度，把监督的重点由事后监督转到事前、事中监督。加强对审判活动的全程监督，尤其是注重对事前和事中监督，将错误裁判防患于未然，把发生错误裁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对案件的审理活动应当从立案、审前准备到庭审，严格地按照审判流程进行监督。在事后监督中，应当从实体到程序全方位监督。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在进行监督时，不仅要对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同时，还要对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有无违反程序法的情形进行审查。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证，而实体公正是审判公正的最终目的。要纠正那种只对实体错误的案件进行纠正而对程序错误的案件不进行处理的错误倾向，对程序错误但实体没有错误的案件，对审判人员也要追究责任。加强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同时转变审判监督庭的工作重点。目前在法院内部监督机制中，审判监督庭的主要职能是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决。应当让审判监督庭从主要是纠正错案，变成法院内部的一个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的部门，从案件的立案、审理到裁判各个环节，在不干预正常审理的前提下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全程监督，扩大审判监督庭的权力，承担更多的监督职能。加强监督的权威性。监督的权威性是建立在严格的责任追究的基础上的。要使监督真正见到实效，就必须加强对违法审判人员的责任追究。审判人员权力的扩大必须以相应的责任作为条件，对监督中发现问题的案件，不仅对案件本身要按照程序进行纠正，而且对有违法审判行为的审判人员要严格追究个人责任。要制定明确的量化的承担责任的具体标准，使责任追究有据可依，同时，还要把监督结果和审判人员的考核、奖惩、提拔、晋升相联系，真正做到违法必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法院内部的监督，强化“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的宪法原则，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审判的实现。
[1].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新世纪的献辞,2000年1月1日，人民法院报。
[2].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年3月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3].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6年3月11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4].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第154页。
[5].刘松山：“再论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非”，载《法学》2006年第1期。
[6].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报告。
E-mail:jyzyzch@xinhua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