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发《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各区规划分局工作细则》的通知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各区规划分局工作细则》的通知
广州市人民政府
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各区规划分局工作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各区规划分局工作细则
第一条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若干决定》（穗字〔1992〕12号）、《关于加快区街经济发展和加强城市管理的若干补充规定》（穗字〔1995〕17号）的精神，按照统一规划审批，统一管理法规、统一业务领导，明责分权，依法办事的原则
，制订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各区规划分局（以下简称规划分局），由所在区人民政府和广州市城市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双重领导，即区人民政府实施行政领导，市规划局实施业务领导。
第三条 市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市发展地区控制性规划，由市规划局负责编制；城市规划区内小区详细规划、建制镇详细规划，由规划分局根据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和市规划局提供的规划设计条件，负责组织编制，经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市规划局审批；详细规划如需调
整、修改时，经调整、修改后，由区人民政府审核，报市规划局审批。
第四条 规划分局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负责向区属建设单位提供规划设计要点，审批区属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五条 城市规划发展区内区属的各项建设用地定点申请，由各区规划分局提出意见，报市规划局审核，并经市用地会议批准后，由市规划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城市规划发展区以外地区的竹料、钟落潭、九佛、罗岗、神山、雅瑶等镇范围内的区属开发建设项目，由区人民
政府统一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如需分解建设用地，由规划分局按详细规划确定的规划设计条件和建设项目需要，核发具体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城市规划发展区内由区政府按指标限额审批土地的，必须先取得市规划局统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每次审批的地块具体分割，经区规划分局根据详细规划提出意见后，由市规划局核发具体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六条 除国道、省道、铁路和规划宽度30米以上的主干道临街建筑以及市级以上风景名胜区、珠江两岸、文物古迹，传统民居、一级水源保护区的各类建设工程，30层以上和高度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外的下列建设工程，由规划分局审批，包括受理和审批建筑设计要点、建
筑设计方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竣工规划验收和办理有关复文：
（一）区属单位在本辖区内的单位建设工程。
（二）区属单位在本辖区经市批准的综合小区内的建设工程。
（三）区属单位在本辖区内村镇内详细规划经批准的建设工程。
（四）本区辖内中央、省、市属单位的不改变使用性质，不增加高度、层数、面积的原状维修工程和经市规划局审定在控制的高度和允许的容积率内的扩建及加层。
（五）本辖区内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含原状维修）。
（六）办公或经营性建筑的装修工程。
规划分局审批15层以上、30层以下的单体建筑，其设计方案应报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室会审同意后，方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室必须在15日内做出会审决定。
第七条 规划分局审批的建设工程在建设或使用过程中发生违法建设的，未经审批违法建设的，经街、镇或区其它部门越权审批进行违法建设的，由规划分局负责查处；其中重要地区或重大违法建设，由市规划局直接查处。
第八条 规划分局组织编制的详细规划，应由具有相应等级资质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承担规划设计；委托非本市的规划设计单位从事规划设计的，必须经市规划局批准。
规划分局提供规划设计要点必须包括应承担的公共建筑配套要求。审批区属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征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所在镇的意见，并符合国家、省、市城市规划技术规定。
第九条 规划分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得超过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并使用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市规划院）测绘的地形图。
第十条 规划分局审批建设工程，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提供单体建筑设计要点必须符合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审批建筑设计方案或报建，其建筑设计图应与经批准的详细规划相符，不得改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的用地性质，用地单位、界址和面积。
（二）审批建设工程报建应核准建设工程与规划路、规划河涌、地上地下各类管线和市政设施的关系，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可报市规划局协调。
（三）报建的地形图必须是广州市统一平面座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的地形图。
（四）建设工程报建批准后，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市规划院对建设工程进行放线，规划分局进行验线。主体工程完工后，应进行城市规划验收，核发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五）建设工程的报建应由广州市建筑报建特许人办理，报建图纸应有报建特许人盖章。建设单位和个人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应向市城建档案馆缴纳竣工档案保证金。
第十一条 规划分局审批修建性详细规划、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对违法建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等各项具体行政行为，均必须在审批或作出处罚后7天内报市规划局备案，如有违反城市规划法规和要求的，市规划局有权在收到备案后15天内否决，责令规划
分局纠正，或直接予以撤销。规划分局必须在15天内重新审批或作出行政决定。规划分局审批文件不备案的，市规划局有权在发现后予以否决。
市规划局的各类规划审批文件（含一书两证），必须同时抄送项目所在区规划分局。
建设单位和个人依照规划分局的审批文件进行建设，审批文件被市规划局否决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规划分局的各项规划管理权限，不得下放给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城市规划发展区外的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可由规划分局委托所在镇建设部门受理报建申请和进行初审，报规划分局审核后以规划分局名义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4月2日
何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纠纷/刑事纠纷/犯罪/刑事案件
内容提要: 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具有外延闭合性、解决的严格规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状态等特征。刑事纠纷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但又有密切联系。刑事纠纷可以按照关系的不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能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纠纷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协调关系，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产生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民事法领域内民事纠纷的存在及其称谓已获广泛认可和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同，在刑事法领域内，由于涉及国家追诉犯罪与刑事法律的特殊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未得到确立，刑事司法制度以国家与被追诉者的对抗为主线，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中心，解决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尚未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重点。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活动。[1]刑事纠纷理应作为与犯罪、刑事案件等并列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刑事司法制度也应当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作为重要任务。鉴于此，笔者拟对刑事纠纷这一概念进行解析，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功能提供理论上和基本范畴上的支撑。
一、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
犯罪是刑事法律的核心概念，刑事法律围绕犯罪而建构，刑事法律与民事等其他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刑事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是犯罪这一被定性为侵害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法视野下的行为是一种“较高级别”的行为，并非所有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都会进入刑事法的视野，只有影响范围达到一定广度且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刑事法的规范和调整。
在民事法领域，民事侵权等非犯罪的“较低级别”的行为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民事纠纷或内含着民事纠纷，而犯罪这种“较高级别”的行为中是否内含着刑事纠纷则不能简单作答。笔者认为，对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应当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不应盲目否定其存在。下面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
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酒后驾车回家，在地下车库见自己的车位被被害人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占用，便通过保安寻找被害人未果。于是，王某、李某拿了一支口红，在车辆的前、后挡风玻璃及右侧窗玻璃上用口红涂写了侮辱性的文字。同时，李某用其手表带上的金属搭扣先后顶住两只前轮的气门芯，将轮胎气放掉，随后，又脚踢车辆的左前门。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致使该车的左后尾灯、发动机护板、车门、引擎盖、保险杠等部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两人的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2]
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故意损坏被害人的车辆，而损坏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程度后就构成了犯罪，之后如何进行刑事诉讼定罪量刑都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进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个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就能发现一些刑事法律关系之外的要素。首先，犯罪嫌疑人回家后发现车位被占，导致其车辆无处停放，犯罪嫌疑人此时即对被害人产生了怨恨的情绪，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但此时的不协调关系仍是单方面的。之后，犯罪嫌疑人寻找被害人未果，心中的怨气逐步郁积，加之喝过一点酒，便产生了报复被害人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当被害人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破坏后所产生的受害情绪和对破坏者的愤恨使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成为一种双向的关系。最后，被害人报案和公检法机关的介入使这一事件正式进入国家刑事法的视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演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本案中犯罪的发生起因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正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前提。其次，破坏车辆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有了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使这一纠纷的影响扩大。再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在公检法机关介入后并不因为国家承担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转化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纠纷或归于消解，相反，这一纠纷仍会时时出现在国家处理犯罪的过程中并有可能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完结后仍然存在。可以认为，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中都可以寻觅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纠纷的影子，纠纷与刑事案件相生相伴，但未必同时终结。
换一个角度，假设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车辆的破坏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只是一个民事侵权，此时未进入刑事法视野的这一事件中存在的纠纷与事实上构成犯罪后的纠纷又存在多大的区别呢？恐怕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被害人毕竟不会在破坏行为构成犯罪时才对犯罪嫌疑人心怀怨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些案件中，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较高级别”的犯罪，还是“较低级别”的民事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些案件中，刑事法视野中的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其实共性大于异质。
二、刑事纠纷的界定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已经为刑事纠纷在刑事法视野下的客观存在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例证，需要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刑事纠纷的概念。刑事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其界定应当体现出纠纷的属性和其受到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之处。笔者认为，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
（一）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始终有其固守的领域，在纠纷这一芜杂庞大的集合体中，存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领域。一个纠纷是否受到法律的规范关键在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否为法律所调整，没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主体间的不协调关系不是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必须以犯罪为外在表现形式。犯罪的概念有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的区别：前者以具体、直观的实定法为标准，即将违反某一具体的《刑法》的行为视为犯罪；后者以抽象的、隐含的理论为标准，将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视为犯罪。对于刑事纠纷而言，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犯罪理应采取形式概念，即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定《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之所以从形式上限制刑事纠纷的范围，是因为研究刑事纠纷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接刑事司法程序，而未为某一特定时空的《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是无法进入该特定时空的刑事司法程序的。
另外，由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等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时的最后判断，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最初接纳的都是“疑似”为刑事纠纷的纠纷。这些“疑似刑事纠纷”的发展演变按照其所依附的行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定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构成犯罪，则依附于这一行为的“疑似刑事纠纷”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纠纷；（2）一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但由于各种因素而非罪化处理，例如被酌定不起诉，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刑事纠纷的所有要素，可以将其称之为“准刑事纠纷”；（3）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就只是民事或其他纠纷而非刑事纠纷；（4）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存在或非加害人所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刑事纠纷。以上四种情况中只有前两种可称之为刑事纠纷。
（二）刑事纠纷的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加害人——被害人是刑事纠纷最原初和最基本的结构。在国家承担追诉犯罪的责任之后，刑事纠纷的主体是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国家的参与并未改变刑事纠纷主体的二元结构，刑事纠纷的主体仍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首先，国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内含了国家的意志，国家正是通过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来将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犯罪并纳入刑事司法制度予以处理的，因此，国家应当是刑事纠纷的评价者和判断者，而不应该是被评价和判断的刑事纠纷的参与者。一般说来，社会、国家通常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一般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负有维护责任的抽象主体。在对冲突进行法律评价的过程中，社会、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从来都是评价的根据和出发点，而不是评价的对象。即便是在直接侵害社会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也不能把国家视作法律意义上的冲突主体。[3]纠纷主体应大致处于对等的地位，如果将国家视为纠纷主体，无异于允许纠纷的一方按照其单方所制定并体现其单方意志的规则来处理其与另一方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结构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其次，不能以犯罪侵犯国家利益为由将国家视为纠纷的主体。诚然，国家需要通过追诉和惩处犯罪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并实现一些内含在刑事法律内的价值目标，但国家的这种利益应当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作为纠纷主体的利益。如果说加害人和被害人可以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自私自利”地单方面争取己方的利益，国家则需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考虑整体的利益。因此，国家在对犯罪作出处理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不能推出国家是刑事纠纷主体的结论，相反，由于国家的这种利益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反而证明了国家应当超然于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纠纷主体结构。
最后，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有可能导致国家“偷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制度忽视被害人利益。如果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并以国家——加害人之间的纠纷取代加害人——被害人之间的纠纷，被害人将在失去刑事纠纷主体地位的同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边缘化。事实上，国家既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的主体必将使刑事司法制度偏离其最初的加害人——被害人的基本结构。这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可见一斑。如果说传统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的话，那么，传统刑事诉讼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以至于无论是在对抗性司法模式还是在公力合作模式中，被害人都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弃儿。[4]
刑事纠纷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那么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刑事纠纷？笔者认为，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不存在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考虑到被害人一方面的缺失将导致刑事纠纷结构上的解体，从而使研究刑事纠纷的目的——解决刑事纠纷失去了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理论上归类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侵犯了某些具体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而产生了具体的被害人时，则会产生相应的刑事纠纷。另外，在一些危害特定区域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犯罪中，例如纵火、投毒等等，由于其侵犯的是特定范围内个体的利益，因此也有刑事纠纷存在。
（三）刑事纠纷是单一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种类日益增多。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数量角度来说，犯罪逐渐从最原初的一个加害人和一个被害人的形式发展出一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或一个被害人多个加害人的形式，甚至多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的形式。对于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的犯罪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的情况，刑事纠纷与犯罪则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犯罪可以对应多个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考虑到刑事纠纷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多名加害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同加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即使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被害人对不同的加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觉进而产生不一样的刑事纠纷。在被害人多人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有效解决纠纷的角度，将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视为一个整体并作为刑事纠纷的主体是不科学的，刑事纠纷是指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铜川市暂住人口管理实施办法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政府
铜川市暂住人口管理实施办法
(1997年8月13日铜川市人民政府令第4号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暂住人口管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根据《陕西省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暂住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本市居住十日以上的下列人员：
（一）从事建筑、运输、装卸及其他包工的；
（二）从事商业、服务业、修理业、加工业和种植业的；
（三）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招、雇用的各类工作人员；
（四）外地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各种经营组织在本市设立的办事机构无本机构驻地常住户口的；
（五）矿务局、基建公司内部招收的农协工、临时工、合同工；
（六）外来探亲、访友、疗养、寄读以及其他无驻地常住户口的。
外国人、港、澳、台胞来本市暂住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在旅馆暂住的外来人员，按照旅馆业的有关规定登记管理。但在上述地方长期租住的人员，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登记发证管理。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督促、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
公安机关是暂住人口管理的主管机关，公安派出所负责辖区内暂住人口的登记、发证和管理工作。
工商、税务、劳动、城建、卫生、教育、民政、计划生育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
企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应协助公安派出所做好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暂住人口管理实行“谁用工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接纳暂住人口的单位和个人应主动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如实提供暂住人口登记所需的资料，落实管理责任。并自觉接受公安派出所和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暂住人口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暂住人口应当遵纪守法，服从管理，依法履行义务。
第五条 拟在暂住地居住十日以上的外来人员应当在到达暂住地三日内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在暂住地拟居住时间一个月以上且年满十六周岁的外来人员，在申报暂住登记的同时申领暂住证。
探亲、访友、旅游、就医、就学等不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在居民家中暂住的，只申报暂住登记，不申领暂住证。
第六第 申报暂住登记和申领暂住证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部队等单位招用暂住人员，由招用单位统一登记造册，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到本单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
矿务局、陕煤建司各单位内部居住的暂住人口由各单位公安科管理，暂住证统一从所在地派出所领取，并报所在地派出所备案。居住在单位外的暂住人口由公安派出所管理；
（二）租赁房屋的暂住的或暂住在居（村）民家中的，由房屋所有人或房屋代管人偕同暂住人员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
（三）暂住工地、工厂、或个体经营场所的，由场所负责人将暂住人口登记造册，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
（四）其他暂住人员，由本人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
第七条 申报暂住登记的外来人员，在暂住地应当有固定住所，并出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申领暂住证，除具备前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提供申请暂住人近期正面免冠一寸照片三张，并按规定填写暂住人口资料卡；属已婚育龄公民的，必须提交暂住地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陕西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第八条 暂住证是暂住人员在暂住地居住的有效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买卖、出借。
第九条 暂住证为一人一证，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满后需继续暂住的，应当在有效期满前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换证手续。暂住证丢失的，应当到公安派出所办理补领手续。公安派出所应当在十日内给予补办。
第十条 暂住人员在暂住证有效期内离开暂住地公安派出所辖区，在本市同一县（区）暂住的，应到原发证机关和新暂住的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暂住证在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
暂住人口离开本市同一县（区）的，应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缴回暂住证。
第十一条 暂住人员在暂住地死亡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及时报告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派出所应当及时到现场查验，核实后注销暂住登记，收回暂住证，并通知死者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
第十二条 暂住人口在暂住地连续居住三年以上，有固定职业、固定住所、固定生活来源，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暂住人口，经本人申请，可发给暂住户口簿；连续居住五年以上的，可申请常住户口。
持暂住户口簿的暂住人口，其子女入托、入学等与常住户口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岐视。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在暂住人口管理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进行登记、发证等管理工作，做到及时准确，文明管理，方便群众；
（二）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管理责任和措施，加强指导；
（三）依法查处涉及暂住人口的刑事、治安案件，处理治安纠纷和其它治安问题，保护暂住人口的合法权益；
（四）对暂住人口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计划地对暂住人口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五）建立暂住人口档案，定期统计暂住人口数据，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第十四条 房屋出租户向暂住人员出租房屋，应当与公安机关签定治安责任书，积极督促、偕同暂住人员到派出所办理暂住登记，领取暂住证。出租房屋用途变更或变更租住人员的，必须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备案。
房屋出租户不得包庇犯罪或为违法犯罪提供活动场所。发现暂住人口的违法犯罪活动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第十五条 暂住人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规定；
（二）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申报或者注销暂住登记，申领或缴销《暂住证》。不得冒领、涂改、转借或者使用过期暂住证；
（三）遇有公安人员在执行公务中需查验暂住证时，应主动出示，不得拒绝；
（四）不得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对违法犯罪人员应当主动检举揭发。
第十六条 对无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无正当职业、无固定住所、未申报暂住登记或未申领暂住证的盲目流动人员，由公安机关协助民政部门收容，民政部门负责遣送。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除公安机关依照本办法可以收缴或者注销暂住证外，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扣押公民的暂住证和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暂住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秉公办事，热情服务。对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敲诈勒索，收受贿赂或侵犯暂住人口合法权益的人员，由其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民对公安机关以及暂住人口管理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检举、控告。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