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试行南京市水产资源保护暂行规定的通告
南京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水产资源，保障水产养殖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渔业生产秩序，改善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发展水产事业，满足人民需要，根据国务院《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和江苏省水产资源繁殖保护实施办法》，结合我市具体情况，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所辖范围内的江河、湖泊、水库、池塘、精养渔塘及其他养殖、捕捞水域。
第三条 渔业建设应服从和纳入国家建设和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综合平衡和全面安排。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各有关单位在各项建设中应兼顾水产资源的繁殖保护，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
第四条 本市水产资源保护和渔政管理由市水产主管部门负责。公安、司法、环保、工商、城建、水利等各有关部门应协同配合贯彻执行本规定。各县（区）的公安、司法、工商、环保、城建、水利等部门应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协同水产主管部门确保本规定的具体实施。

第二章 水面使用
第五条 水面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公社、国营、集体养殖单位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综合利用，充分发挥水面资源的作用，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事业。
第六条 对市辖范围内的江河、湖泊、水库、池塘等可以利用和养殖的水面，根据面积大小、隶属关系、地理条件和历史习惯等情况，由市、县（区）人民政府因地制宜，划分使用范围，实行分级经营：
1．市管的水面，由市水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使用范围，指定单位经营。
2．县（区）范围内的水面，由县（区）人民政府确定公社或单位经营。跨公社的水面，由各县（区）人民政府指定有关公社经营或组织有关公社联营；跨县（区）的水面，由市水产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县（区）协商确定经营单位。
3．公社范围内的河沟、池塘等水面，由公社确定社属单位经营，也可由个人承包。
4．机关、学校、厂矿、公园等企事业单位内的水面及部队营区内的水面，由该单位经营或组织联营。
第七条 水面使用权证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印制，各县（区）人民政府分别核发。领取水面使用权证的单位或个人在规定范围内经营，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侵占。水面使用权要长期固定，领有水面使用权证的单位和个人对使用权内的水面要充分利用，发挥效益，无
故造成水面荒废者，由发证机关收回使用权证，另行分配。
第八条 从事渔业捕捞的单位或个人，应按规定办理领取渔业许可证手续，在取得渔业许可证后，方准进入规定的水域捕捞。
水面使用权证和渔业许可证均不得出卖、租借和转让。
第九条 因国家建设和其他需要，必须使用渔业场所、水口的，应征得市水产主管部门和各有关部门同意，并按规定办理征用手续，给予经济补偿和相应安排渔业劳动力。

第三章 水域和水产资源的保护
第十条 为了保持河流、湖泊、水库、池塘的水质、水量和生态平衡，保护水产资源和水产养殖生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向渔业水域填土、倾倒垃圾或排放有害渔业生产的物质。对污染渔业水域，给渔业生产造成损失的，应由排污单位承担经济责任。情节严重的，要对排污单位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者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保护珍贵稀有水生动物，严禁捕捉白鳍豚、扬子鳄、鲟鱼、江猪（豚）及水生动物的亲体和幼体。所有从事渔业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禁渔区、禁渔期及禁用渔具等规定，以利水生物的繁殖、保护。
第十二条 捕捞、养殖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江河航道设置有碍水上交通的固定渔具。在长江和内河捕捞作业的船只，必须遵守有关安全航行规定，悬挂规定的标志信号。各类船只在航行中应兼顾渔业生产，不得在渔区停泊。
第十三条 水利部门的闸坝在鱼蟹回游繁殖季节，要根据水情适时开闸纳苗。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闸口套网捕鱼，禁止在鱼道进出口及附近水面捕捞作业。
卫生、防疫或农业部门因防治病虫害，需向渔业水域投放药物时，应事先和水产部门联系，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害水产资源。

第四章 渔政管理
第十四条 为维护养殖和捕捞生产，必须加强渔政管理。渔政部门在执行任务中，应取得公安、工商、环保等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并依靠群众，打击偷、抢、毒鱼等犯罪活动。
第十五条 渔业生产单位及个人增添捕捞船只和捕捞工具，必须报经水产主管部门批准。禁止使用簖箔、拦河罾、水老鸦捕捞；不准使用密眼渔网进入江河水面捕捞；严禁毒鱼、炸鱼、电捕鱼。

第五章 奖惩
第十六条 保护水产资源有功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检举揭发偷、抢鱼等破坏水产养殖事业的有功人员，由各级政府或水产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物质奖励。
第十七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城乡农贸市场的管理。发现非法捕获或偷抢的鱼货，以及出售不符合起捕规格的幼鱼幼蟹，应协同渔政、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无渔业许可证从事水面捕捞者由渔政部门区别情况，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没收渔具、渔获，罚款。专业渔民违犯渔业法规者，亦按本条处理，直至吊销渔业许可证。
第十九条 凡进入国营、集体养殖单位和个人养殖水域，采用钩、钓、网、叉、罩等方式偷捕水产品者（包括珍珠蚌），均属违法行为，应赔偿损失，没收渔具、渔获，罚款十元至一百元，并通知其所在单位进行教育处理。
第二十条 凡在江河或养殖水域非法采用毒、炸、电等手段捕鱼或抢鱼者，均属犯罪行为，除赔偿损失外，视情节轻重罚款五十至二百元，或按照法律规定由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惩处。
对偷捕水产品的屡犯人员；对破坏渔业生产和渔业设施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使用暴力抗拒渔政管理人员和护鱼人员执行公务的，以及行凶报复的；由公安、司法部门惩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过去本市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的实施细则，由市水产主管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1983年1月13日
且慢为“选审制”叫好
杨涛

７月２７日《北京晨报》报道，日前，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推出“选审制”，来该院申请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可自行选择办案人员，信任哪个检察官就挑哪个。作为第一个自选检察官的申诉人，北京某公司的负责人刘先生评价说，他感觉“就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
有学者为“选审制”的出台欢心鼓舞，认为“选审制”从积极意义上使申诉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以自己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自己期待中的正义，是对回避制度的超越。“选审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在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新的制度保证。
　　 笔者丝毫不怀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动机。但是，一项制度的出台却不是简单的拍脑袋的事情，司法制度的合理存在要看其能否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笔者对“选审制”并不抱乐观的态度，“选审制”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损害司法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实体公正令人怀疑。
现代司法理念认为，司法官的司法中立是程序正义题中应有之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也要求检察官在司法中不偏不倚，因为，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司法公正，是要为纠纷的双方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检察官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其与申诉人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非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仅对其患者负责，也非在超市选货一样以顾客满意高于一切。而在“选审制”下，这种中立可能失衡，被选中的检察官完全有可能为报答“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一方当事人服务，为保护自己荣誉而战，这就有悖于司法中立，并且不能确保司法公正。即使被选中的检察官公正执法,但在检察权行使的程序中并无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作屏障,而申诉总是可能对一方不利，甚至双方都不利，如对选择方不利，先前的满意也可能化成怨言，这也与我们设立该制度为使申诉人满意的初衷相距甚远。
其次，“选审制”违反司法中平等参与精神。要达到司法公正，在程序上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权利至关重要。在我国，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虽同属司法机关，但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在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办案模式上并不同于法院在审判中主要实行的合议制，而是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主诉检察官一人负责对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把关，重大事项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民事行政案件检察中，如果申诉一方选择了主诉检察官，申诉人行使了选择权，感到满意。然而，如果被申诉人认为申诉人选择的主诉检察官水平不高或存在其他问题但又无法定回避理由，而此时其已无选择机会，只能听任该检察官办案，后果是由于剥夺了其选择权，必然使其感到程序不公，进而对案件的实体结果产生怀疑。
诚然，在仲裁制度中有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规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也有当事人挑选陪审员的传统。但是，仲裁机构是民间组织，其解决纠纷是当事人自愿提交，与司法机关公权性质是截然不同。而且，仲裁和陪审制中，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的运用可以确保仲裁员和陪审员不受挑选他们的当事人左右，无须考虑所谓“知遇之恩”，与我们讲的检察机关的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支撑的“选审制”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仲裁制度还是陪审制都确保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的参与机会和选择权，双方在对等情形下单独选择或共同商定仲裁员、陪审员，这种平等机会和权利有助于消弥任何一方的不满。“选审制”与 回避制度在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上也没有共同之处，“选审制”决非论者所言是对原有的回避制度的超越。因为，回避制度下，当事人可排除潜在的不公因素，然而司法官却无须考虑为荣誉而战，而且回避制度在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平等机会和权利上也与“选审制”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要说的但不是不重要的是“选审制”可能潜在地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定分止争的功能需要其具有至上的权威，否则，司法就无终极性可言，社会的纠纷永无宁日。而司法的权威要建立在对司法官的高度尊重与信任之上，一个可以任于他人评头品足、挑三拣四的司法官员自身不会有职业的荣耀感，他人也不会给予其高度尊重与信任，司法机关的权威无从树立。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官员具有职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一个司法官员没有重大违法，是不可能因为当事人是否满意而淘汰或免职，“选审制”发挥的优胜劣汰的效果是不能对司法官员适用的。当然，基于当前我国司法官员的现况，“选审制”的实行的确能使部份素质较低的司法官员知耻而后进，有助于改善司法队伍状况。但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本身进口关不严、独立性不强，并且这种改善是以损害司法队伍整体形象为代价，使原本地位不高的司法机关更加边缘化，得不偿失。毕竟，司法官员素质提高主要靠严把进口关、加强司法行业自律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来实现。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下当事人有挑选陪审员的传统，却无选择法官的权利，这也是铁的事实。尤其是在德国，为汲取纳粹时期任意任命法官为其独裁服务的教训，确定了“法定法官”的原则，无论任何法律纠纷都应按法定的原则选定主审法官，院长及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由谁主审。防止权贵以当事人身份出现，利用“选审制” 干涉司法，在当今中国司法并不完全独立的情形下，具有现实意义，同样是主张“选审制”的学者不能回避的事实。
总之，要在为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及维护司法的权威前提下，重新审慎地思考在检察机关推行的“选审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