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的法伦理学分析

梁剑兵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内容摘要：“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制理论资源。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伦理规则必须同时合乎理性的正面和侧面，也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间，必须建立双向互动的价值追求整合平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国家应该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

关键词；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伦理，法律，价值追求与整合

随着董建华先生宣布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二读押后”，发生在香港的“对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样一个法案，在将来会不会得到港人的认可并且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笔者无法预测，也无意进行预测。笔者只是觉得，对这样一个也许对中国未来法制现代化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法伦理学不可以轻易的放过。我们必须从其中总结出一些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理念和新思维，以便于大家先认可然而后认同之，为今后中国的立法提供出一些新的立法原则和初始规则，进而对国家和对人民均产生双重的教导意义，乃是法伦理学不可推卸的义务。笔者冒昧作如下归纳，企为引玉之砖。

首先：己欲，勿施于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能强迫他人喜欢。这种伦理规则得以成立的的大前提是：凡是自己喜欢的，他人也喜欢；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他人也不喜欢。用价值哲学的话来说，在价值评价标准相同的主体之间，该伦理规则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合法的。但是，这规则如果实施于价值评价标准不相同的主体之间，则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喜欢吃狗肉的人，是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爱吃狗肉的！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这一伦理规则，是建立在“思想统一”的思想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不仅仅是片面的，甚至往往成为国家无视个体和他人价值的最合理解释工具。
在现代社会，该规则虽然因为其合乎理性的基本正面（例如狗肉不仅可食且对健康有益）而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国家将此规则的附随规则“己欲，则施于人”运用于价值追求不同的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国民，就会变成一种非法的伦理侵略。所以，我们应该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依照理性的多面性，对这一规则进行改造和补充，使之不仅仅合乎理性的正面，也合乎理性的侧面（例如豢养宠物狗的人在感情上拒绝将狗肉作为食物），进而增加其合法性。通俗的讲：国家喜欢的，民众如果不喜欢，国家就应该坚决的实施“己欲，勿施于人”主义！或者更坚决的建立一个与此规则相适应的附随规则“己所不欲，则施于己”，这其中的理性根据很简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必须接受人民意志为自己的最高意志，国家不能将国家本身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完全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国家意志代替人民意志。
其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向来有政治伦理上的民本主义传统，笔者也坚定不移的相信眼下作为国家化身的政府是民本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我们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不难发现这一伦理传统的光辉。但是，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民本主义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基础上的。在古代国家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众也是愚昧无知的，尤其是当国家的价值追求和民众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民众往往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最后也破坏了民众自己的价值追求。因此，古代国家必须将民众的价值追求统一到国家的价值追求之下，为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国家化身的君王或者政府就应该以“牧羊人”的身份自居，而民众就是“羊群”。“牧羊人”应该驱使着“羊群”去寻找甘美丰腴的水草，便是一切古代国家民本主义者的基本理想。
在现代社会，这种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不一致前提下的民本主义仍然是合乎客观理性的，因而也具有基本的合法性。比如国家追求国家安全，人民追求社会的自由稳定。而欲求社会稳定和自由，前提是国家安全的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以此客观理性为根据，进而推导出“人民追求的社会自由和稳定价值”应该服从“国家追求的国家安全价值”便是错误的。原因也很简单：“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所以，法伦理学认为，必须对传统的民本主义伦理观念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理解：（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如果民众喜欢自由和稳定，国家便应该舍弃自己的既定政策，用法律制度的基本程序来满足民众的愿望；如果民众盲目的认为国家的既定政策危害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只顾及眼前自由，却忽视了长远的国家安全对自由的保障作用，国家就应该在理性的原则下设法教育民众，使民众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如同股东与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凡是民众追求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顺应民意制定政策并执行之；凡是民众反对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和舆论渠道了解民意，下情必须尽快上达，使国家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免得政府因不了解民意而盲目制定政策，进而损害政府的权威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使社会陷于混乱，人民失去自由和稳定。在以上的两个基本理解中，“（一）”表明的是政府对待民众的基本伦理规则；“（二）”表明的是民众对待政府的基本伦理规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再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虽然在贤明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符合人民意志的，但是仍然难免二者相互冲突的情形发生，这次“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便是这种意志冲突的一个实证。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志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证也发生在香港基本法领域内，那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这两个事件虽然很偶然的都发生在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上，但是却具有截然不同的事件根源：前次事件错在人民，因为人民在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不严谨，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法律漏洞，没有完整表达人民意志，从而被企图破坏香港社会自由和稳定的势力所利用，所幸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义上的政府）应香港政府的要求及时采取了立法措施，以国家的意志弥补和纠正了这一漏洞，保证了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后一个事件错在国家，在香港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比较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背景下，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合时宜的推出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极强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且有关具体条款的表述容易导致“后非典”时期比较敏感的香港社会的争议。所以国家的意志便被人民的意志所否定，其原因仍然是价值追求的不一致。人民追求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纾解民困，稳定社会，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而国家则主要追求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制完善，虽然二者的立场都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但是，政府方面似乎颠倒了两种价值追求的相互关系。所幸的是，政府方面也很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才发表声明宣布：“港府行政会议特别会议决定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强向市民解释修订案内容。” 从而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奠定了法律立法程序意义上的保障
可以说，以上两个实证的事件都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最为珍贵的资源。因为，这两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先例，为我们如何解决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不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平等互动的机制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整合价值追求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其具有法伦理价值的方法和技术平台，那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说，但是在今天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简单的说：（一）、以法为教。“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法（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说服和教育国家，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极其官吏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国家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二）、以吏为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告诉我们：国家应该以从人民当中选拔上来的德才俱备且有政治远见的官吏为教师，去说服和教育人民不要盲从，而应该按照合乎现代法制伦理的法律制度和理性表达自己的意志，并且正确、科学和严谨的将人民意志表述在法律条文中。避免出现类似于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以破坏社会自由和稳定为目的的“人民意志”。在这样的平台被建立并且转化为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便指日可待了。

最后：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先哲老子从其自然主义哲学出发，在政治上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但是，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用意不是要求国家无所事事，而是反对国家意志的恣意忘为。所以，治理大国（并非“小国寡民”）如同煎炸小鱼儿一样，不可用“国家意志”的铲子去任意的搅动“人民意志”。所以，国家为政，以不扰民和不多事为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特征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的有关立法活动，是比较容易与香港社会的英国式自由和法制传统发生“过敏反应”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社会里的秩序关系，打深处就有自然练就的一环扣一环的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和政府虽然可以主观地发号施令乃至用暴力强制，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有的秩序会顽强的抵抗从而造成法制和社会混乱，反而不利于国家意志的实现。国家应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自身的变化，人民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追求都会发生变化，当“安全重于自由”的价值理念被人民接受的时候，有关法案的通过便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之时。而在这之前，国家应该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就是：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并以此次事件为开端，为今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创立一些新的初始规则和法律实现方法，则国家和人民幸甚！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4号）


　　广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６日修订通过的《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业经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７日批准，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一年九月六日　　　




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０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５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根据１９９６年１２月1８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的决定》修正

　　１９９７年４月３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２００１年６月６日广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７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环境噪声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本市行政区域内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规划，并制定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政策和措施。

　　市、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划定环境噪声标准的适用区域。

　　第四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公安部门对机动车噪声和根据职责对社会生活噪声的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海事、渔监、港务部门及铁路、民航管理部门分别对机动船舶、火车、航空器的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工业产品的噪声限值实施监督管理。

　　建设、工商、文化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分别对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的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市、区、县级市的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对划定的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声环境质量和重点噪声污染源，进行定期监测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区域声环境质量状况定期向公众公布。

　　市、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环境噪声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受理单位和个人对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和个人的投诉、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在本市下列区域内，不得新建排放环境噪声的工业生产设施和排放环境噪声超过标准的其他设施：

　　（一）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疗养区、旅游度假区、历史文化保护区；
　　（二）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者居民住宅为主的区域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 　　（三）对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中的居民住宅、学校、幼儿园、医院、机关、科研单位有影响的范围。

　　第七条　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项目，其选址、动工建设、投产使用，必须报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建设项目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使用。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虽已建成但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该建设项目不得投产或者使用。

　　第八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必须依法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污申报登记，并接受环境保护部门的现场检查。

　　第九条　环境噪声的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超过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由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第十条　排放环境噪声造成严重污染的单位，以及本规定第六条所列区域内原有的工业生产设施和其他设施，排放环境噪声超过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

　　需要限期治理的，按下列办理：

　　（一）中央、省管辖的单位，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依法报省人民政府决定；

　　（二）市管辖的单位，外地驻广州单位，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三）具备县级以上管理职权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管辖的单位，由其所在开发区、保税区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开发区、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决定；

　　 （四）区、县级市管辖的单位，分别由所在地的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区、县级人民政府决定。

　　（五）本条（一）、（二）、（三）、（四）项规定以外的单位，按管辖权限，分别由市、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权限内，可以授权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小型的企业、事业单位直接作出期限治理决定。

　　第十一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其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保护正常使用和性能完好，确保所排放的环境噪声达到相应的规定标准。不得擅自拆除、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确需拆除或者闲置的，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并提前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第十二条　不得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不得将产生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转移给没有防治环境噪声污染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第十三条　禁止生产、销售噪声强度超过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产品。

　　须标注噪声强度的产品的目录，由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 生产产生环境噪声产品的企业，应当在产品说明书和铭牌中如实标注产品产生的噪声强度。


第三章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第十四条　需要使用排放环境噪声机械设备的建筑、装饰、清拆施工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十五日前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办理排污申报登记。

　　第十五条　在本市区行政街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禁止使用蒸气桩机和锤击桩机。县级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城镇禁止使用蒸气桩机、锤击桩机的区域范围。

　　第十六条　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的建筑、装饰、市政工程、清拆施工场地，使用各种钻桩机、钻孔机、搅拌机、推土机、挖掘机、卷扬机、振荡器、电锯、电刨、锯木机、风动机具和其他施工机械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除抢修和抢险工程外，其作业时间限制在六时至二十二时。 因混凝土浇灌不宜留施工缝的作业和为保证工程质量、技术需要的桩基冲孔、钻孔桩成型等作业或者市政工程，需要延长作业时间、在夜间连续施工的，应当经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出具证明，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公告附近居民。

　　需要爆破作业的，经公安部门批准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第四章　　交通噪声污染防治

　　第十七条　机动车辆噪声应当符合《机动车辆允许噪声》国家标准的规定。 机动车辆不符合标准的，禁止上路行驶。对不符合标准的在用机动车辆，公安部门不得发给年检合格证；对新购置或从外地迁入本市的机动车辆不符合标准的，公安部门不发给牌证。

　　第十八条　在本市市区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辆，禁止鸣喇叭。

　　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和改善声环境质量的需要，划定禁鸣喇叭的路段和地区。

　　第十九条　摩托车、拖拉机不得在禁止行驶的路段范围行驶。公安部门可以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要求划定禁止行驶的路段，并向社会公布。

　　摩托车进出允许其行驶的内街、小巷，在二十二时至次日七时应当熄火推行。 禁止未安装排气管消声器或者排气管消声器失效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

　　第二十条　消防车、警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应当符合公安部门的规定，执行非紧急任务时禁止使用。

　　第二十一条　公共汽车报站设备的音量，应当控制在规定的限值以内。禁止营运车辆使用扬声器招揽乘客。

　　第二十二条　车站、车辆编组站、港口、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使用广播喇叭，应当控制音量，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设在居民稠密区的营运车辆站场，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不得使用广播喇叭和电铃；在其他时间使用的，应当控制音量。

　　第二十三条　路桥建设必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新建、扩建、改建的高速公路、高架路、快速路、轻轨道路，经过已建成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有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要求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

　　已建成的高速公路、高架路、快速路，应当按照前款的规定，有计划地治理环境噪声污染。

　　第二十四条　机动船舶的发动机应当装置有效的消声器，使排放的噪声符合国家规定的《内河船舶噪声级规定》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机动船舶进入广州港东河道猎德闸至西河道珠江大桥东、西桥以内水域，只准使用电笛，特殊情况除外。

　　第二十六条　船舶进入港区，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和乱鸣声号。公务船执行公务使用喇叭和警响器，必须遵守港务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用于广告宣传的航空器，排放到地面的噪声不得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第二十八条　铁路机车穿越市区只准使用风笛，不得使用汽笛。


第五章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第二十九条　在居民住宅建筑物内不得新设歌厅、舞厅等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已设立的，必须采取措施，使排放的环境噪声符合国家标准。排放的噪声超过规定标准的，由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限制其营业时间。 在其他地方设立的，必须采取措施，使排放的环境噪声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标准。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内，应当严格控制设立本条规定的娱乐场所的规模和数量。

　　第三十条　在体育场举办大型经营性演唱会的，举办者应当按照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严格控制边界噪声。其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一条　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未经批准不得使用高音喇叭和广播宣传车；确需使用的，应当经公安部门批准。

　　第三十二条　禁止使用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音响设备和其他方式招揽顾客、宣传商品。

　　第三十三条　使用空调设备、音响等家用电器和乐器，家庭娱乐活动，排放的噪声不得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第三十四条　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十二时至十四时、二十二时次日七时，禁止使用电钻、电锯、电刨、冲击钻等工具从事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家具加工等活动。

　　第三十五条　凡在临街门口、道路等公共场使用发电机，排放的噪声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的，必须配置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使排放的噪声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第三十六条　从事汽车、摩托车修理和其他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作业，噪声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严格控制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汽车、摩托车修理作业。经核准设立的，不得在十二时至十四时、二十二时至次日七时进行调试发动机等造成噪声污染的作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三十条规定，边界噪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三十六条规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超出规定的时间或者未经批准夜间施工、作业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三十五条规定，发电机排放的噪声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辆在市区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鸣喇叭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二百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上下罚款：

　　（一）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营运车辆使用扬声器招揽乘客的；

　　（二）违反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未经批准使用高音喇叭和广播宣传车的；

　　（三）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规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

　　违反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二百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执行期限治理决定或者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或者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权限，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停业、搬迁、关闭。


第七章　　规　则

　　第四十二条　城镇噪声控制范围，由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划定。

　　本市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范围，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确定。

　　第四十三条本规定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