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林业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1992年4月30日，国家物价局、财政部

根据中发〔1990〕1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的精神，对中央管理的林业系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了重新审定，经全国治理“三乱”领导小组同意，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费，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收费办法》（附件一）执行。
二、森林植物检疫费，按《国内森林植物检疫收费办法》（附件二）执行。
三、绿化费。无故不履行植树义务的十八岁以上适龄公民和没有完成任务的单位应当缴纳绿化费，具体收费标准由省级物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绿化费的使用管理办法按财政部、全国绿化委员会、林业部《关于颁发〈全民义务植树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造林绿化资金的使用管理方法〉的通知》（〔89〕财工字第231号）的规定执行。
四、林地补偿费。占用林地单位应当向森林经营单位补偿实际损失。占用林地时间在一年之内的，可以适当降低补偿标准。具体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五、林政管理费由地方林业局向销售木材者（单位或个人）按每立方米三元收取，该收费仅限于南方集体林区，其他省区对本省区内集体林农和地方国营林场生产销售的木材可参照执行。但对国有林区森工企业生产的木材，不论在产区或流通到销区市场，各级林业部门一律不得征收。
六、林区管理建设费由林区县、乡政府向销售木材者（单位或个人）按每立方米五至十元收取。但设立乡级财政并从木材经营利润中得到分成的，不应再收取此项费用。该项收入用于有关林业建设事业。收费范围仅限于南方集体林区。
七、证件费
（一）林木采伐许可证一元五角；
（二）木材运输证一元五角；
（三）植物检疫证一元；
（四）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十元；
（五）种子生产许可证一元五角；
（六）种子经营许可证一元五角。
八、上述各项收费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执行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纳入财政专户储存。收费收入要严格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开支范围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九、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指定的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收费票据。
十、中央管理的林业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以本通知为准，过去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的规定一律废止。
本通知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起执行。

附件一：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收费办法
一、凡进出口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向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本办法交纳《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工本费和进出口管理费。
二、每核发一份《允许进出口证明书》，不论是进口、出口或者再出口，一律收取工本费十元。
三、贸易性出口，按每次允许出口的总金额（合同额）计收管理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或者我国规定的一类濒危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计收7％；二类濒危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计收6％；其他允许贸易出口的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计收5％。其中人工养殖或栽培所获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按以上收费标准分别递减1％。
四、非贸易性出口，按每次允许出口的只数、株数或件数计收管理费：《公约》或者我国规定的一类濒危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每只、株或件计收二百元；二类濒危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每只、株或件计收一百元；其他允许非贸易出口的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每只、株或件计收五十元。
五、对进口、再出口的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暂时免收管理费。
六、对无证或不按证书规定进口、出口或再出口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制成品的，按贸易或非贸易出口最高收费标准的2～5倍补收管理费。

附件二：国内森林植物检疫收费办法
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七条“植物检疫机构执行检疫得收取检疫费”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各级森林植物检疫部门（以下简称森检部门）对森林植物、林产品进行产地检疫或调运检疫时，按照本办法和所附的《国内森林植物检疫收费标准表》，收取检疫费。
三、调运检疫：调运森林植物、林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主动向调出地区的森检部门申请检疫；森检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和调入地区森检部门提出的检疫要求进行检疫，并收取检疫费。森检部门查核直接签发检疫证书的，只收取证书工本费。对违章调出的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在途中被发现后，由途中所在地森检部门补检，收取托运人3～5倍检疫费；在调入地被发现后由调入地森检部门补检，收取收货单位（或收货人）3～5倍检疫费。
四、一批货物（即同一品种、同一商品标记的森林植物或林产品、运往同一地点、同一收货单位或收货人）为一计算单位，只需开具一份检疫证书。
五、对邮寄、托运规定限量内的森林植物、林产品实施检疫，免收检疫费，只收证书工本费；旅客随身携带规定限量内的森林植物、林产品免收检疫费，需截留检验的，酌情收取检疫费。
六、复检：调入地区的森检部门对被调入的森林植物、林产品进行复检时，确认合格的，应予放行，不再收取检疫费；不合格的，调入地区的森检部门，应将检疫和处理情况及时通知原检疫证书签发部门，确认不合格者，检疫费由原检疫证书签发部门支付。
七、产地检疫：对采种基地、良种基地、苗圃、林场以及育苗专业队、专业户，执行种子和苗木产地检疫后，可待销售时收取检疫费；需要外运时，应根据《产地检疫记录》和调入地区森检部门提出的检疫要求进行查核，确认合格者换发《植物检疫证书》，只收取工本费。
八、任何单位或个人从国外引进（包括赠送、交换）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填报《引进林木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每份收取手续费五角。
九、未列入《森林植物检疫收费标准表》中的其他种类的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森检部门与当地物价、财政部门协商后，参照表内相应种类的标准收费。
附 表：国内森林植物检疫收费标准表
------------------------------------------------------------------------------------------------------
| 调 运 检 疫 | 产地检疫
|------------------------------------------------|----------------------------------
种 类 | | 收 费 | 按货值的 | 收 费 | 按货值的
| 免费限量 | 起点额 | 百分比 | 起点额 | 百分比
| | （元） | （％） | （元） | （％）
----------------|--------------------|------------|------------|------------|--------------------
苗木（包括花 | 造林苗木及繁 | | | |
卉及观赏苗 | 殖材料10株、 | 0．50 | 0．80 | 1．00 | 0．40
木）及其他繁 | 根，花卉及观 | | | |
殖材料 | 赏苗木2株 | | | |
----------------|--------------------|------------|------------|------------|--------------------
| 大粒种子300克 | | | |
林木种子 | 中粒种子100克 | 0．50 | 0．20 | 1．00 | 0．10
| 小粒种子50克 | | | |
----------------|--------------------|------------|------------|------------|--------------------
木 材 | | 1．00 | 0．20 | |
----------------|--------------------|------------|------------|------------|--------------------
药 材 | 1000克 | 1．00 | 0．50 | 2．00 | 0．30
----------------|--------------------|------------|------------|------------|--------------------
果 品 | 2500克 | 1．00 | 0．10 | 2．00 | 0．05
----------------|--------------------|------------|------------|------------|--------------------
盆 景 | 2盆 | 1．00 | 1．00 | |
----------------|--------------------|------------|------------|------------|--------------------
竹类及其 | 2500克，5株、| 1．00 | 0．20 | |
产 品 | 根、小件 | | | |
------------------------------------------------------------------------------------------------------
说明：
1．省际间的调运检疫必须按照本表所列的收费标准执行；省内的调运检疫收费，各省可根据具体情况，在不超过本规定的收费标准以内，作适当调整。
2．每份检疫证书（包括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工本费三角。已收取检疫费的，不再收取证书工本费。
3．苗木检疫费超过1元／株的，按1元／株收；种子检疫费超过10元／吨的，按10元／吨收；盆景检疫费超过2元／盆的，按2元／盆收。
4．表中的货值指第一道销售环节的价格。
5．检疫费应由供方负担。


浅议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几个“悖论”问题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死刑复核权原本就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但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的复核权曾一度授权部分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凡事有利必有弊，这种授权死刑复核的做法自然有许多优势，当然也必然会伴随着不少的弊端。目前死刑的核准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其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自然也是众说纷纭。其间，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本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法律活动都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甚至可以说都是在实践一种理想的 “悖论”。我想，对死刑复核程序如何进行选择自然也不会例外。在此，笔者属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与国人共同探讨一下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几个“悖论”问题。故，纵笔者观点错误，言之有过，还望法律大家不要见笑。

一、“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优劣悖论。按照法律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从程序上贯彻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把死刑绝对数量降下来。二是，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避免同等情况下各地量刑不一，有违刑罚的公正的现象发生。三是，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提高死刑案审判的质量。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这一切理想的目的与“死刑复核权收回”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如果我们仅想减少死刑的数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提高适用死刑的标准、建立定罪和量刑分离制度、根据各省份犯罪率发生情况严格限定死刑犯的数量指标等方式把死刑犯数额降下来。现在各省份高级法院听说“死刑复核权收回”的目的是贯彻或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后，便纷纷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这足以说明即便是死刑复核权不收回，死刑适用数量也可降下来。关于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的，但恐怕统一标准后会带来客观实际上的不公平。因为，在经济落后省份贪污或受贿一百万元人民币，与经济发达省份贪污或受贿同样数额的款项其社会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在毒品犯罪猖獗的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与在毒品犯罪少发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同的。我们若考虑到各省份的特殊性，对死刑适用标准存在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更能体现刑罚的公正性。至于为达到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并提高死刑案审判质量的目的，应该在案件一审和二审阶段通过适用严格的刑事证据规则并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监督职能来实现，为什么非得要等着一二审出错后寄希望于通过最高院复核程序进行补救呢？当然，对于特殊的死刑案件，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有提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权利，并为死刑复核期间留出充分的时间。相反，若部分“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高院行使”反而更能照顾不同省份或地域的特殊性，也会给最高人民法院留出更大的宏观监控或调整死刑政策的空间；而死刑复核权全面收回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必须直接为死刑案的办案质量负责，必须直接对死刑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治安状况负责。所以，对“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我们不能明确肯定孰优孰劣，二者之间存在悖论，其最终社会效果有待“死刑复核权收回”后实践结果进行验证。

二、“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悖论。关于死刑复核程序，有人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两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查，而另有人则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仅从程序上或法律适用上对死刑案件进行书面审查。主张“事实审”的观点和理由是：一、不进行事实审，无法全面发现和纠正死刑案件中存在的错误，达不到死刑复核的真正目的。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冤假错案单从程序上看都没有问题，只有在通过对事实进行审查后才发现问题的。二、有些案件“事实”问题和“程序”问题本身就无法分清，比如对有关证据的采信和适用问题。只有通过对案情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后，才可发现事实的真伪和程序上的瑕疵。三、目前国家的财力现状和现代网络科技及通讯手段为事实审提供了充分的便利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进行事实审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或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主张“法律审”的观点和理由是：一、对案件只进行书面审查符合各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一贯做法，让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事实审不利于维护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二、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并不比一审或二审法院法官有优势，其优势就在于对法律的全面理解和对国家宏观刑事政策的把握。三、对死刑复核阶段所强调或保证的应当是程序法上的公正，对实体法上的公正应当是案件一审或二审阶段的主要职责。四、对所有案件都进行全面的事实审会耗费国家巨大的司法资源，在目前情况下难以做到或实在没有必要。看来，“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悖论还是困扰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所有案件都进行全面的“事实审”或对所有案件只进行程序上的“法律审”都是不可取的。

三、“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无”的悖论。从“无罪推定”的基本刑法原则规定和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看，对任何等级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包括死刑犯，在犯罪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讲，都应当按“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处理。可是刑事司法本身是一件异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对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不管其司法制度设计得多么完美，出现冤假错案的事情又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大量的案件确实是在“疑罪从无”的“招牌”下按“疑罪从有”的原则进行处理的。这是因为：第一、就犯罪事实而言，人们自身所认识或所认可的犯罪事实只能是司法人员依据一定的证据材料（所依据的证据材料本身也可能是虚假的）并通过其逻辑判断推论所得出的或然性事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有时甚至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我们平常所讲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一种假设的逻辑标准或人类的理想信念而已，并非无可挑剔指责。因为现实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司法人员的“自由心证”，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可能被说成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去严肃执行法律的结果。第二、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对什么是“疑罪”，不同的自然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或看法。至于怎样算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犯罪的证据怎样才算达到确实充分自然也会因人而异。第三，对追究任何犯罪行为，如果规定过高的标准，都要求所谓的证据绝对充分，大部分犯罪者的法律责任恐怕根本无法得到追究，犯罪者会不断地逃避掉法律的制裁，这样严格的证据要求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加猖狂的从事犯罪行为。这对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是不利的，这对打击刑事犯罪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不利的。所以，司法实践中对“疑罪”的把握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第四、在司法审判程序公开、公正的前提下，在留给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伸冤或救济渠道的前提下，在司法判决建立在充分的说理基础上的前提下，法律为了多数人的正义，应不怕出错，即便是对剥夺生命的死刑适用亦是如此。所以，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依然存在“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无”的悖论。我们不赞成在确实存在重大“疑罪”的情况下不从严审核就滥杀无辜，也不赞成滥借“疑罪”之名而枉纵犯罪。对死刑复核程序而言，对“疑罪”的复核，关键是要恰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因为一旦“度”把握不好，恐怕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后果。

四、“对办案法官实施错案追究”和“对办案法官不实施错案追究”的悖论。尽管法官是受过法律职业专门教育或培训的人员，但法官不是神，而是和普通人一样，同样存在着“七情六欲”和各种认知能力方面的缺陷。就像医生误诊病情一样，在很多情况下（排除故意枉法裁判的情况），法官对对案情作出错误的分析和判断也是在所难免的。对掌握生死大权的法官而言，非因渎职行为断错案，对不该判死刑的人判死刑或对该判死刑的人不判死刑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这方面恐怕也同样存在着悖论问题。因为法官断错案，要么是故意枉法裁判，要么是自身断案能力存在问题；而且有时故意枉法裁判和自身断案能力存在问题很难进行区分或被证实清楚。另外，冤假错案的发生，也不能全算到断案的法官头上，案件的侦查机关和检察起诉机关的办案人员往往存在着更大的责任。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如果对办案法官不实施错案追究制度，那么法官断错案将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这样自然也就不会强化或保证法官的职业责任感，不利于督促法官提高办案质量，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对办案法官实施错案追究制度，那么断案法官可能会因为避免错案发生而过于谨慎，对证据比较充分的案件也会找理由拖着不办，这样可能会造成太多的积案，不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在另一方面，法官也可能会对证据不怎么充分的案件千方百计地设法搜集各类证据将其办成所谓的“铁案”或挖空心思地通过各种渠道让上级法院对其作出的存在问题的判决不进行改判等。这样势必会给案件的纠正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甚至可能会人为地制造出冤假错案。看来，就死刑案件而言，对办案法官是否建立错案追究制度还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五、“法官判案是否独立”与“司法审判是否公正”的悖论。按照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了更有效地使死刑案件排除各种地方势力包括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及组织的干扰，使案件处理结果更为公正。从一定意义上讲，最高人民法院排除不正当干扰的能力确实要强于地方法院。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不是“三权分立制”，而且法院在组织上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脱离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不应脱离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断案就一定能完全摆脱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吗？不能，肯定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司法不独立、法官断案不独立是造成目前司法腐败，是造成冤假错案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或许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反过来想一想，考虑到目前我国司法官员的整体素质和审判制度架构，若完全允许司法独立，人民法院或法官断案可以不受任何监督或制约，就一定能保证司法公正吗？就不会产生司法官员的暴政吗？不错，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可能会引导或制约了法院或法官对案件作出独立的判断，从而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冤假错案。但是，不知有人统计过没有？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又避免了多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呢？又使多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或纠正呢？我们无法肯定西方的司法独立体制一定能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目前的中国，“法官断案是否独立”与“司法审判是否公正”肯定存在一个悖论。
以上笔者所言之“悖论”问题，可能不仅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还可以被“推而广之”到其他类型或形式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悖论”的存在，不是为了回避问题或矛盾的解决，而是为了取法“中庸之道”，使问题或矛盾按照“中庸”的法则得到最完美的解决。唯一可怕的是：我们只学会和运用了“中庸”两极的弊端，而完全忽略或摈弃了“中庸”两极的优势。那样，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中，恐怕还是走点极端，舍弃“中庸之道”为妙。


200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