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法律援助条例

（2011年8月3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和帮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法律服务人员，依法为经济困难公民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活动。

法律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等。

法律服务人员包括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和法律援助志愿者。

受援人，是指依法获得法律援助的公民。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配合、各负其责的原则，建立完善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机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增加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条 省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补助资金，扶持农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法律援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多渠道筹集吸收社会捐助资金和社会公益资金，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

法律援助经费以及相关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经费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并向社会公示。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并对其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财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信访等国家机关，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有关法律援助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并为辖区内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提供帮助。

第七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结合工作实际，为相关群体提供有关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予以支持和帮助。

鼓励、支持高等院校、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依法开展法律服务活动。鼓励、支持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和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工作经验的人员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宣传，普及法律援助知识，提高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公众媒体应当将法律援助作为公益性宣传的重要内容，为法律援助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司法行政部门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范围


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事项需要代理，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助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维护其他劳动保障权益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民事权益的；

（七）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的；

（八）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损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等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请求赔偿的；

（九）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事项。

市州、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以及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县（市、区）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以内执行。

申请人因遭遇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临时性经济困难的，其经济困难标准由法律援助机构参照前款规定，根据实际情况认定。

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其经济困难标准以申请人的个人经济困难状况为准。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信访等国家机关以及法律服务机构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由本人或者其委托人直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确有困难的，也可采用电话申请、邮寄申请、网上申请以及由法律援助机构上门受理等方式。

采用电话申请、邮寄申请、网上申请等方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书面记载。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后，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书面确认，并按规定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便民服务场所，开设申请法律援助服务窗口，完善无障碍配套服务设施，面向公众公开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条件、程序、材料目录以及监督投诉电话，方便公民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项的，可以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八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有关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九条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申请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不履行申请义务的，由其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提出申请。

第二十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出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如实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财产、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形作出处理：

(一)对申请材料齐全、权利主张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当场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二）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需要查证相关资料的，由法律援助机构予以查证；

(三)对涉及重大疑难事项或者其他特殊案件的，应当在5日内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四)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在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无须出具经济困难证明，但应当出具相应证件或者证明材料：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孤儿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救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无固定生活来源的城镇零就业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患有重大疾病的人；

（五）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民事权益的。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事后由申请人补交有关证明材料：

（一）申请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损害危险的；

（二）申请事项法定期限即将届满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以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决定书为依据申请法律援助，且符合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直接给予法律援助。受援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援助决定书为依据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应当直接给予司法救助。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日内进行复查。经复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变更决定，及时向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告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维持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的，应当将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　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一般采取下列方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代理；

（三）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四）行政复议代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代理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五）公证援助和司法鉴定援助；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七条 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指定辩护通知书等材料后及时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并在开庭3日前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八条　法律服务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有关单位应当给予配合和协助，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免收相关查询、咨询、复制等费用。

第二十九条　法律服务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时，发现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四）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五）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六）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七）受援人隐瞒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不协助、不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使法律援助工作难以继续开展的。

终止法律援助的，应当书面告知受援人，并说明理由。受援人有异议的，可以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申请复查。

第三十条　法律服务人员从事法律援助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拖延或者擅自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对受援人隐瞒法律援助案件的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一条　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法律服务人员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进展情况。法律服务人员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法律援助机构经确认后应当另行安排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受援人应当配合法律服务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如实向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受援人在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第三十二条 受援人申请仲裁、公证、司法鉴定的，有关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第三十三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结案报告等材料。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审查，并根据审查和案件情况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根据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第三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规范、便捷、效率的原则，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等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率。

建立健全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以及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互联互通的法律援助信息平台，实现法律援助信息资源共享，畅通法律援助渠道。

第三十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管理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质量监督、检查和评估，并以适当方式定期将法律援助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四）对受援人隐瞒法律援助案件进展情况的；

（五）泄露当事人隐私的；

（六）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法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

第三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

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或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退还违法收取的财物，可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执业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

第三十九条 对在法律援助中出具虚假经济困难证明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

公民以隐瞒、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在终止法律援助后，应当向当事人追收相关法律援助费用。

第四十条 有关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事项，未按本条例规定减免相关费用的，由其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退还收取的费用。

第四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相应职责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隔离式”审判模式构想

王方顺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中影响司法公正的原因，论述了建立“隔离式”审判模式的必要性及其运作机制。阐明了“隔离式”审判模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司法改革途径。
关键词：审判模式 司法公正 隔离式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主题，为了实现公正，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法官不得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但现实中这一法律规定落实的不尽人意，形同虚设。来自合法审判组织外的各种对审判的非法干涉屡见不鲜，不但严重影响法院的依法独立公正审判，还严重影响了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应根据法律规定，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法官不得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规定。笔者认为，构筑“隔离式”审判模式，是实现这一法律规定的最有效途径。所谓“隔离式”审判模式，是指案件在审理、裁判过程中，审理裁判法官与当事人或其关系人完全隔离，没有单独接触机会的审判机制。“隔离式”审判模式完全可以作为法院贯彻落实好法律规定，有效避免非法干涉，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司法改革突破口。
一、建立“隔离式”审判模式的现实性
（一）“隔离式”审判模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序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正义是审判的价值所在，也是审判机关的最根本工作要求，司法公正永远是人民法院的最高追求。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审判的最终目标，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障。实体公正本身是相对的，受到证据的客观限制和法律规定的束缚，但程序公正是比较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在政治体制不进行立法改革的状况下，我国目前所进行的各项司法改革，大多是法院自己在早已划定的圈子内进行的。实体法可以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作相应的调整，但诉讼模式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国目前的诉讼模式改革呈现混乱局面，在一些具体的诉讼程序操作中，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规定，本应统一的法律规定被人为地造成不同，这从各种媒体时常报道、推广的不同法院不同的审判经验足以体现。
审判实践中，司法不公与外界能够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信号”畅通传递给法官有直接的关系。审视现有的各种司法改革，无不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试图从审判模式和程序运作机制上避免非法干涉，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当事人及其关系人私下与法官单独接触或联系的问题不解决，以公正为目标的各项司法改革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建立起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对双方当事人公正的正当审判程序，才能达到司法公正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社会正义。“隔离式”审判模式斩断了当事人通过其关系网伸向案件的各种触角，使案件当事人或大或小的各种关系失去作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好程序保障机制。诉讼模式应当稳定，这需要尽快建立一种最符合现代形势需要的审判模式，司法公正要求必须尽快建立“隔离式”审判模式。
（二）“隔离式”审判模式有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
法官是正义的化身，不但要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高尚的品质，还应具有超脱现实的思想境界。现在所进行的法官职业化建设，就是力图通过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来提高裁判的公信度，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地位。但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礼仪之邦，亲情和友情充斥于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并影响着每个人的是非观和对事务的处理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同时担当一般社会角色的法官无不例外。法官的居中裁判地位决定了裁判结果不应受到外界干涉，审判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的中立审判角色与普通社会角色发生了严重冲突。当前，我国大多数法官还没有达到超脱世俗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在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还需要大力提高的今天，一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质的法官，也难免被世俗所同化。在诉讼中产生的一系列关系，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无疑是重中之重。法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法官不单独和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单独接触，应以法律为准绳，但是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做保障，一名具有良好普通社会道德修养的法官，在审判案件中也很可能迫于各种社会的压力，发生违背职业道德行为，作出违背良知的判决。“隔离式”审判模式将法官的一般公民社会角色与审判案件的居中裁判角色相分离，判前没有和当事人单独接触的机会，使法官从重重包围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能够致力于案件的公正审判。
“隔离式”审判模式，完全还权给合议庭、独任审判员，使权利、义务相统一，如果不加强学习，就不能很好地适应裁判，这能够充分调动起审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审判人员各方面的素质。同时，“隔离式”审判模式也能够使院长、庭长从繁琐的对案件审批，和应付外界的干涉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更好地对审判工作进行宏观管理。隔离式审判模式，不但确保了法官职业道德的落实，避免各种非法干涉，还有利于提高法官素质，从根本的审判机制上扭转审判的“行政化”管理，使审判真正符合司法的中立性，能够极大地促进法官职业化进程。
二、非“隔离式”审判模式使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赖以存在
法律虽然明确规定法官不得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但现行审判机制没有建立起避免审判法官不得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有效措施，使这一禁止性法律规定失去应有的作用，从而造成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赖以存在并难以根除。
（一）公民法律意识严重滞后，没有形成“法律至上”的理念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法律，也支持着不同的法律文化观。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人们更习惯于“人治”，公民法律意识严重滞后，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在现实诉讼中，非“隔离式”审判模式使得当事人在开庭前不注重自己的证据如何，更为关心的是对方是否有“后门”，自己如何接触到审判人员或者通过与审判人员有一定关系的人进行打招呼，以图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裁判结果。在现阶段“非隔离式”审判模式对司法的最大影响是降低了裁判的公信度。许多当事人不相信法律、不相信法官，认为有关系就有了一切，从而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对审判进行干涉。随着法官素质的提高，绝大多数案件均能依法审判，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无论案件大小，当事人很少有不通过各种关系向审判人员或其上级打招呼，说情风、请客风说明了我国司法的公信度。不良状况的发生，根源在于非隔离式审判模式。在诉讼中，如果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对审判进行干涉，即使想干涉也有关系用不上，那么诉讼就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正常进行了，司法也就真正实现了公正。
（二）对法院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多元化
虽然法律规定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但在我国不但强调各司其职，还过于强调的是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结果是职责不分。像行政单位一样对法院予以工作安排、监督、考核，使法院失去了依法独立审判的客观条件。中国法院机构设置是按行政区划，并且财权受同级政府控制，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使地方政府有干预审判的条件。法院本是在党的领导下，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进行审判的司法机关，但现实中难免其他单位利用自己对法院的控制权或在其他社会关系中对法官个体的影响，而发生对具体案件的干涉。这种干涉如果传递到审理裁判法官处，就会严重影响案件的公正性。
（三）审判人员素质与现代审判要求存在差距
我国法院还存在人员配备相对不足，以及部分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况。长期的行政式审判管理模式，使审判人员失去办案独立性，产生了对上级的严重依赖，庭后请示、汇报成为消减风险和逃避责任的最好借口，审判人员丧失学习业务的积极性。另外，法官从事的审判辅助性工作过多，案件的勘验、调查、法庭审理、裁判往往由同一审判组织的人员办理，在这些具体非审判工作操作中，由于法官的直接介入，当事人的态度等因素，难免造成法官的先入为主，致使在裁判中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影响了案件的公正裁判。这种操作程序，也会给当事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些工作细节中，由于法官工作方法的不当，造成一方当事人误认为法官偏袒对方，产生对是否公正裁判的怀疑。
（四）审判人员管理机制和机构设置难保司法公正
法官履行其职权所有权利和义务都来源于法律，在审判中只应服从于法律，而不应屈从于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指令或意志。由于传统的“行政式”审判管理模式，造成合法审判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审判庭和人员相对固定，审判法官缺乏封闭管理不但严重影响到公正审判。当前的庭室设置模式和法官管理机制，致使有时案件还未起诉到法院，当事人对哪个审判庭或哪些法官办他的案子已做到心中有数，便开始着手找人对案件进行过问。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在开放性的复杂人际关系中，当事人很容易找到对办案人员有影响力的人进行“打招呼”。司法不公，与外界的非法干涉有直接的关系，根本原因是没有断绝承办人与当事人或其关系人单独接触的渠道。
现在改革中实行的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加大当庭裁判率，无疑是意图从程序上减少庭外对审判的非法影响，避免主管性、增强审判的客观性。但由于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源上杜绝非法干涉的途径，因而收效不是非常理想，审判仍然受到大量人为因素的影响。“隔离式”审判模式可以断绝审判人员与外界干涉的联系渠道，审理裁判完全是根据庭审中的证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据法律规定作出，是确保当事人完全平等的审判模式，可以有效避免上述影响司法不公情况的发生，无疑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有效司法改革途径。
三、建立“隔离式”审判模式的构想
（一）增设庭前准备程序
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应把审判权进一步分化，在现有的立案、审判、执行的基础上，在庭审前单独增设专门的庭前准备程序，由专门的审前预备庭进行庭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建立起（1）接诉审查、立案；（2）审前准备程序、审前预备庭对案件进行初步调解等处理；（3）审理、裁判；（4）执行的审判流程管理新程序。这样可以对案件进行合理分流，大量的工作在开庭前得以解决，减少开庭案件数量，减少不必要司法资源的浪费。庭前准备程序侧重于送达、调查、勘验等工作，特别是要增设庭前的调解程序，要将裁判法官与这些庭前的调解等工作彻底分离。判前非裁判工作大多是解决的非实体问题，即使调解也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会发生因非法因素而偏向一方问题。当不能调解结案，案件进入真正的审理裁判程序时，所有的程序性工作大多已经进行完毕，因裁判法官在收到案件前没有接触当事人，当接手案件后又没有接触当事人或其关系人的机会，从而保证了裁判的公正。
（二）对法官进行合理分流，分类管理
在增设庭前准备程序的基础上，对法官进行合理分流，不同的法官实行不同的管理，建立起严格、科学的法官选拔任用和管理机制。由于立案不是实质的审判程序，不能决定案件裁判结果，对于立案法官可以进行“开放式”管理，以便于法院更好地主动、积极为社会提供司法服务。审前准备程序法官的行为是为审理、裁判打基础，但其活动受到当事人意志的左右，并不能完全决定裁判结果，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及调解结果完全取决于当事人自己意志。对于庭前准备庭法官可以实行相对“隔离”的管理方式，不能单独私下接触一方当事人。对于审理、裁判程序中的法官实施严格的“隔离式”管理，在作出判决前，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其和外界的接触机会，以利于审理的依法进行和裁判结果的公正作出。各类法官职位可以根据设计好的考核机制，处于动态的变动之中，遵守的原则是，进行严格的选拔，只赋予业务知识娴熟、具有良好司法道德的优秀法官裁判权，坚决避免是法官就可以判案的习惯做法。要通过严格的选任，使符合条件的优秀法官担任立案法官、庭前准备庭法官、裁判法官。对于法官的待遇，不单纯以其工作量的大小来衡量，而更侧重于审判的复杂程度，建立起以裁判为中心的审判模式。通过建立层次型法官的管理机制，努力培养法官内心优越感和自律意识，促使所有审判人员努力学习、积极进取。
（三）取消案件审批制，还权给合法审判组织
“隔离式”审判模式，不但能够确保公正，还能够提高司法效率。只要案件传递到裁判法官手中，即意味着与外界的相对隔离，这有助于提高案件的当庭裁判率。审判的特点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进行层层审批，致使审判掺杂着浓厚的“行政式”管理因素，这种管理模式存在巨大弊端，与现代审判相背离。取消“行政式”审判管理模式，还权给合法审判主体，是司法改革的大势所趋。建立“隔离式”审判模式，在法院内部需要建立的管理机制是取消案件审批制，还权给法定审判组织，使合法审判组织权责相统一，真正有权决定案件结果，从而保证“隔离式”审判模式的落实。
（四）“隔离式”审判模式的运作机制
首先要设立专门的接访人员，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必要的审查和指导，由立案法官对起诉进行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进行立案，安排专门人员送达起诉书等；然后初步根据案件标的、可能存在争议的大小或案件难易程度，转由庭前准备程序的独任庭或合议庭，进行庭审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当事人到庭，对双方证据的可采性以及证据的展示或交换问题进行庭前会议或预备庭。在案件事实清楚，双方争议不大的情况下，能即时处理完毕的，作出即时处理。另外，庭前准备庭法官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时安排专门的人员予以办理诉讼保全等事项；对案情复杂、双方争议大的案件，或者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案件，经过庭前预备庭初步处理后，不能调解结案的，庭前准备庭根据所掌握的案件情况，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转由审理裁判程序的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作出判决；判决生效后，转由执行局执行。庭前准备庭法官、审理裁判法官不确定在某一庭室，在处理案件时随机抽选组合，一切诉讼活动以审理、裁判法官为中心，以为审理裁判法官对案件进行顺利审理和裁判做准备。
由于实行随机组合审理裁判庭，在开庭前审理裁判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丝毫不知，全部予以当庭陈述、举证，避免了现行审判模式中容易发生的先入为主。确定好审理裁判法官后，立即使其与外界相对隔离，在作出实体裁判前不能单独会见他人，不能与外界联系，一切活动全部在专门的监督制约机构人员监督之下。审理裁判期间，裁判法官可以查阅资料、法律规定，甚至可以向专门的咨询委员会咨询有关的法律问题，期间需要的调查、保全等诉讼活动，由审理裁判法官安排另设的专门保证机构予以办理。这种审判法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况，到作出实体判决时止。
“隔离式”审批模式是通过断绝审理裁判法官与外界的联系为手段，避免外界对案件的非法干涉，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的最终目标。这需要建立起严格的保障、监督制约机制，要做到权、责相统一。通过放权使审理裁判法官能够独立依法办案，增强法官的执法责任感，没有法定原因，不经过法定程序，不能随便取消法官的办案资格或者调离审判岗位。同时建立起专门的监督、惩戒机构，对于审判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督，另外要加大惩戒力度，把回避制度落到实处。在审理裁判中，对于明知自己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不主动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经查实不是出于法律认识偏差，而是故意违背法律规定进行审判的，要进行严厉的惩处。
四、“隔离式”审判模式的价值所在
（一）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
“隔离式”审判模式的设立，杜绝了外界对裁判结果的影响，从制度上保证了当事人能平等地参与诉讼，而诉讼程序平等、合法有序进行的本身也就赋予了最终裁判结果的公正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
（二）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隔离式”审判模式的设立，从制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司法公正又避免了裁判不公而产生的上诉、申诉，减少二审、再审的程序的发生，有效防止诉讼程序的拖延和重复进行。各种诉讼以审理裁判为中心，为最终顺利公正裁判做准备，消除人为因素对诉讼进行的障碍。庭前准备程序很好地解决了案件的繁简分流，许多案件能通过庭外调解处理完毕，提高了审判效率，避免了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支出，最大限度节约了诉讼成本，实现了诉讼效益价值。
（三）有法必依，法院遵守法律规定的具体表现
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是具体司掌法律的机关，如果本身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事，就难以担当起神圣的审判职责。“隔离式”审判方式是把法官不得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法院严格遵守法律的具体表现，很好地体现了有法必依的司法原则。
（四）使司法取信于民，树立法律的权威
审判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行审判模式不能有效杜绝外界对审判的非法干涉，即使没有干涉，但也会经常发生当事人对审判的不信任。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审判模式，使人民群众对司法是否公正产生怀疑，致使法律权威难以树立。现有的审判模式是造成人民群众对司法产生不满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法院难以实现法律所规定的依法独立进行审判的障碍。“隔离式”审判模式能够避免非法干涉，消除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的理由，长此以往，法院的裁判就会取信于民，逐步树立起法院的良好形象，法律的权威自然得以树立，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能够顺利实现。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