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司法是立体的，就不止一个维度。罪与罚始终是刑事司法之维，没有罪与罚的主题，刑事司法就会失重栽倒。但是，罪与罚是否是刑事司法唯一考虑的议题？各人见解不一定相同。不过，不少人会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刑罚不是刑事司法最终和唯一目的，除了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之外，对犯罪人的精神拯救与行为矫正也应当是刑事司法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尤其是，一旦判决定谳，落实刑罚的过程便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心，有些刑事案件（如未成年人案件），对犯罪人精神拯救随着审判程序的启动就已经开始。如何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改造，不仅是刑罚执行机关所关心的，法院有时也倾力其中。
河南新郑推出的缓刑会见“新政”，就是法院在改造服刑罪犯方面有所致力的表现。这项“新政”试图改变缓刑执行中的“大撒把”现象，扭转被判处缓刑人员放任自流的局面，通过法院主动安排的会见，用温情建立起缓刑服刑人员与司法的情感联结，以劝解、开导、抚慰让缓刑服刑人员认识到自身的罪错、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殃及自己家庭的损伤面，认清缓刑既有刑罚的性质又有宽免的意蕴，进而唤起改过自新的意识。仔细观察这种做法，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帮教在缓刑执行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帮教中常见的以情动人的办法在缓刑会见中也有充分体现。不过，对于服刑人员的帮教虽然早已经存在，经验也积累了很多，但缓刑会见的做法在形式上是新的，是因为法院介入缓刑执行并以会见的方式进行帮教，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从一千多例缓刑会见的实例中也不难得出这一做法效果良好的结论。
这一做法让我想到的是：人之失足，端赖自我救赎，若无悔过之心，自新之意，便始终堕落尘泥而不能振作。但许多人的自我救赎需要外在助力，尤其是犯罪后被课以刑罚，不少人意志消沉，心路迷茫，失去自我救赎的方向与动力，如溺水之人，需要一双援手加以救助。这种救助最重要的是精神拯救，精神拯救若能成功，其效果可以落实在行为矫正上。这种精神拯救有时有意为之，有时无心得之。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描写了这种拯救和自我救赎的例子：受到不公正司法之害而对社会充满仇视的冉阿让终于刑满释放，在归途中到处碰壁找不到可以栖身一夜的地方，米里哀主教在自己朴素的家里接待他，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一般接待，甚至拿出祖上传下来的银制餐具招待其饮食。次日，冉阿让离开，银制餐具也被其偷偷携去。不久，警察押着冉阿让带着赃物回来。米里哀主教见状当然一切都明白了，却对冉阿让说：“很高兴看见您。怎么回事儿！烛台也送给您了，跟其他几件都是银器，您可以卖上两百法郎。为什么您没有把烛台连同餐具一齐带走呢？”这件事给冉阿让触动之大可以从他当场表情看得出来：“冉阿让睁大眼睛，注视年高德劭的主教，脸上的表情用人类任何语言都难描述。”此后，这副烛台伴随其终身，成为其自我救赎的精神支柱，米里哀主教用烛台和银餐具拯救了冉阿让的灵魂。人未必将自己的善根都毁掉了，有外在的关心、帮助与拯救，失足者的自我救赎才更有发生的可能，也才能更具动力。
河南新郑的这一“新政”是进行帮教的主动行为，体现了当代司法文化的某些特质。我国刑事司法走过了阶级观塑造的斗争型诉讼阶段，某些特定历史时期那种剑拔弩张的压迫型司法往往使被改造者惊恐畏惧却难以心悦诚服。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之后，现代法治观念浸染，刑事司法也摆脱了一味硬性的基调，司法逐渐走向柔化，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罪犯和轻刑罪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成为对失足者帮教的基本方式。这种柔化司法的做法是非对抗性的，也不以宗教精神作为基础，达到预期效果靠的是公权力机关的低姿态和对于帮教对象的关切。这种帮教形成了一种罪犯改造的成功模式，缓刑会见的做法延续了这一模式。
对比之下，有些国家对犯罪人的精神拯救有着自身的文化特色，有的是以宗教情怀对犯罪人进行精神拯救，宗教文化、人道关怀和现代法治精神起到使司法柔化的作用，进而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米里哀主教显然是出于基督徒精神而帮助冉阿让进行了精神救赎。这种精神撇开宗教色彩，也仍然不外乎以善感化和人道关怀。这种非宗教化的精神内核与我国帮教中的意识、理念并非没有对话的空间。我国的司法文化有着自身文化特质，但人道关怀、以人为本等精神、理念是符合人性中某些共性的要素的，是可以馈赠失足者的精神烛台。
以一定文化托底，对失足者的帮教也就有了相应的精神源泉。当然，缓刑会见的做法，主要是针对缓刑执行中存在的不足而不是主要基于一定的文化理念产生的。缓刑不等于放任自流，这是一般道理，但缓刑执行应当采取哪些有效办法，却不是已经都认识清楚的问题。缓刑主要靠法律威慑、公安机关督导、家庭管束、个人自我约束和相关单位配合来实现其目标。人民法院本来置身事外，但有心者察觉在缓刑人员改造方面，法院并非无可作为。判决由法院作出，法官对判决背后蕴含深意的诠释更为直接，因而也更有说服力，对于缓刑判决效果的了解和控制也有利于很好达成缓刑判决的目的。
一般认为，司法权具有消极性，司法总体来说是被动和克制的，不过，近几年来我国法院倡导司法能动，强调司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我国法院的文化特色。对于缓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做出反应，是司法能动的表现，是司法不被动形成业绩而是主动创造业绩的做法，体现了地方法院的有意识的追求，与几年来法院司法主旋律相应和。从已经展开的缓刑会见工作看，新郑法院实行这一制度，取得相当成效。
不过，这项制度要成为长效制度，也面临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法院进行缓刑会见，面临缓刑执行方式的变化，缓刑执行由过去公安机关执行改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社区矫正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国家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督促、劝导并以监督其进行社区服务等方式促使其悔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执行方法。社区矫正势必要比过去的执行方法对被缓刑人有更多的帮教，但法院在社区矫正中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法院如何与社区矫正机构合作，介入社区矫正中对被缓刑人的帮教，需要根据缓刑执行法律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另外，法院长期以来存在案多人少的困局，缓刑会见势必牵扯一部分办案人员的精力，付出司法成本，一些国家专门设置的缓刑执行官制度更有优势，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引入。我国若能引入缓刑执行官制度，法院缓刑会见便可由雪中送炭转为锦上添花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