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中的隐藏的公物许可经营问题/刘建昆

“钓鱼执法”中的隐藏的公物许可经营问题

刘建昆

　　近来上海最近频发“钓鱼执法”。一般认为，钓鱼执法与形式侦查上的“警察圈套”类似。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罪诱发型”，而后者即为常说的“警察圈套”。本文并非探讨“警察圈套”的合法性问题，而是侧重于研讨其中隐含的公物利用关系。

　　“钓鱼执法”这个法律关系，基于公物法上对营运许可的行政处罚权，而这种行政处罚权又由来源于对车辆的营运许可制度。王名扬先生在介绍法国公产法时说：“和公产的治安管理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利用公产进行职业活动问题。例如:利用公共道路进行汽车运输业务和出租汽车业务、利用河流进行拖船业务等。这些活动一方面符合公产的共用使命，另一方面超过一般的正常利用，法国对于这类活动没有统一的管理规则。有的需要事先得到允许，有的只受一般治安警察限制。有的限制使用的企业单位，以保护公物受特许人的利益。”

　　实际上，这种立足于公物利用关系的行政许可自我国民国时期就是公物法中传统的内容，民国期间即有基于公物利用法律的行政许可：例如民国十二年（1923年）北洋政府批准成立烟潍汽车公司，发给营业执照，将烟潍路转交于商人运营。1924年，商办“烟潍汽车公司”每年向交通部缴纳路租数万元。而且这种许可制度在目前仍然广泛存在于道路运输领域。

　　公物的利用制度，做更为细致的区分，可以分为一般利用、加重的一般利用（沿线交通便利权）、基于公物警察的许可、基于安全警察的许可、公物利用的一般许可、公物利用的特许等多种制度。利用公物进行经营活动的许可，在法国法上的归属是不同的。王名扬先生介绍说：“公产的使用必须符合法律或法规中所制定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则有的属于治安警察规则，有的属于公产保护的警察规则。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公产管理的治安警察权力越来越发展。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只要管理规则遵守公产的使用使命，不绝对禁止公众对公产的使用，相对地禁止使用如果符合公共利益，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也可实行。例如:规定停车的地区、时间，限制某类车辆或船只通行的时间、路线等，都是正当地行使警察权力。”

　　尽管基于公物管理权或者公物警察权抑或一般警察权尚有争议，但这种许可管制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许可与公物养护负担的民营化尚有所区别。后者是公物行政机关通过许可将公物养护中的职责转移给民营企业，如我国最新《城市垃圾处理办法》中对于道路清扫企业的许可。但是总起来说这种许可制度与公物法尤其是公物利用法是十分密切的，并且这种利用许可在理论上也存在着随着营运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解禁的可能——例如在出租车营运的许可方面已经出现了相应的呼声。

二○○九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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